宋谐叹道：“我如何没有劝谏？先前我就对陛下说了，如今时移世易，经过秦朝一代，各门各派的学说大多有所演化，已经不复旧时面貌，别说现在，就连你们法家，在周天子时，不还分了势、术、法三家吗？时至今日，分出来的派别只怕更多了罢？不过陛下自觉可以控制局面，我也劝不住，倒不如索xing让陛下看清熊康等人的真面目，也好将这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一网打尽！”
旁人听到宋谐这一席话，兴许还会一头雾水，身为当事人之一的周允，心里却再明白不过。
诸子百家影响深远，门生学徒自然也遍布天下，纵使经过秦始皇的打击，也不过是暂时蛰伏，稍有衰落，却未完全败亡，如今新朝建立，那些原先潜伏起来的各门弟子，便又希望借着当政者来宣扬自己的学说。
然后事qíng还要从头说起。
刘远之所以会下招贤令，就是因为熊康对他说，为君者当兼听则明，广纳天下良言，以显君王之怀。
刘远深以为然，于是就下了那道后来引起天下震动，掀起无数风波的诏令，又辟争鸣殿，以作辩学之所。
但是熊康之所以会作出如此建言，主要原因还在于他有另一层鲜为人知的身份。
熊康是儒门弟子。
儒门自从秦始皇时代就受到严厉的打击，秦二世胡亥更加不可能为他们平反，自那时起，儒门弟子就无时无刻不想着光复门楣，名扬天下。
他们蛰伏了许久，终于碰上这个机会，当然不肯放过，借着在争鸣殿辩学的机会，儒门弟子摩拳擦掌，打算一展所长，让儒家彻底取代法家，成为治世之学。
一开始确实进行得很顺利，儒门弟子在这些年也学聪明了许多，他们并不一味排斥它派的学问，反而博采众长，去芜存菁，将儒学发展得更加完善，从这一点来说，熊康的打算是没错的，像重教化，轻刑罚一类的观点，确实令刘远颇为赞同，而且欣然采纳。
但是他忘了，就像其它学派一样，儒门里也分了许多派别，有时候同为儒门弟子，彼此的观点也有截然不同的时候。
别说熊康不是儒门领袖，就算他是，估计也控制不了局势的发展。
渐渐地，就开始有人把关于君王仁德牵扯到刘远对父亲和嫡母不孝的事qíng上去，刘远最恨别人在这件事上对他指手画脚，当时一听，直接就恼羞成怒，拂袖离去，事后还将说出这番话的那个儒门弟子痛骂一顿，对儒家的印象自然也就一落千丈。
这下正合了其它门派的士子的意了。
儒家风头最盛，大家正愁没机会扳倒他们，他们自己内部协调不好，直接把把柄递到别人手上，其他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蜂拥而上，把儒家贬得一无是处，顺道把自家学说改一改，以便更加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尤其是帝王的统治需要和爱好。
譬如说有人批评刘远不尊父母这件事，法家弟子就反驳道：父慈子孝，父若不慈，做儿女的又如何孝顺？万事万物源于法，法若得立，诸事大定，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种qíng况就应该订立律法，规定子女nüè待父母，当处以大刑，反之若父母待子女不慈，甚至nüè待子女，子女成年之后，也可不必赡养孝敬父母云云。
从前秦律里对孝道有很严厉的规定：儿女控告父母，奴婢妾室控告主人家，一般都不为罪，父亲偷了儿子的财物，这也不算罪，父母如果控告儿女不孝的，要求处以儿女死刑的，也要处以重刑。
这些律法的制定，当年都有身为法家弟子的商鞅与李斯等人的影子在里面，后来新朝建立，刘远因为自身经历的缘故，对这条律法怎么看怎么不慡，就要求不要加入乾律里。
结果现在法家弟子为了光大自身，顺便打击别派学说，直接就与时俱进，迎合上意，把律法给改了，直接呈献给皇帝。
诸如这样的行为，其它门派的弟子也没少gān。
总而言之，这场被后世称为“国策之争”的辩学，开始愈演愈烈，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进行。
这些事qíng，就连丞相也控制不了。
仔细说来，其实朝中大臣，多数都有诸子百家的影子，比如说周允就继承了法家里申不害一脉，而宋谐则是名家弟子。
但名家一派到了秦末，就已经逐渐趋于没落了，宋谐没有能力力挽狂澜，也不觉得名家不适应时代发展，任其沉寂下去有什么不好，所以他压根就不赞成这种辩学之争。
在他看来，百家争鸣存在的意义，在于让诸侯割据时代的诸侯王们选择最为适合的发展道路，从而出现其中的王者，比如说秦国，采取了法家qiáng国的观点，果真就从七雄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但在天下一统之中，需要的就是统一思想，因为思想的统一有助于政治的统一，这是大一统王朝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