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稚斜派来的使者说，如果双方都有此意，他可以留下来做人质。”
“对于伊稚斜这种人，一个人质能有什么约束？”
霍去病有些沉默了。显然，这也是他反复思索，极为顾虑的要点：汉军往日与伊稚斜的“默契”，都是建立在伊稚斜势单力薄、无力反抗的前提下；可一旦此人在外力支持下逆风翻盘，重新掌握了匈奴的王权——哪怕只是大败亏输、残缺不全的王权——那一朝王八翻身，态度可未必就这么友好了。
辛辛苦苦合作一把，最后扶了一个随时背刺的白眼狼，这个落差肯定是谁都没法接受的。霍侍中踌躇良久，就是不知道这个决策该怎么下。
但还好，王先生并无意为难小孩，所以停了一停，直接解释：
“跟这类人谈，什么人质抵押都没有意义，该撕的合同他想撕就撕，一点都不会放在心上。要想约束他，必须要他做一件不能后悔的大事，比如说立下一件什么‘投名状’。”
他转过头来，看向穆祺：
“关于这一点，穆先生想必是很清楚的。”
“我怎么就很清楚了——”
穆祺愣了一愣，意识到自己确实是“很清楚”的——数千年历史之中，不也曾经有过这容不得后悔的“投名状”么？
譬如说，譬如说，“必杀飞，始可和”？
这世界上真正的界限其实不多，很多时候犯了错都可以用“本意是好的”来辩护，只要最后结果如愿，这个辩护往往也会被历史接纳——历史是严苛的，同样也是宽容的，在光辉璀璨的前景降临之时，它往往不会在乎什么细节上的龌龊。
可是，无论再怎么宽容大度，有的界限终究是完全不可逾越的，一旦践踏过去，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在风波亭之前，完颜构一切的举措都可以强行解释为战略欺骗，解释为暂且隐忍，解释为必要的代价；在风波亭之后，他就不能不与秦桧狼狈为奸，共同走那条遗臭万年的路——不能回头，不许后悔，不可还转，只能老老实实当金人最忠诚的狗，吞下一切的屈辱和恐怖。
某种意义上，这实在是比所有的利益捆绑和道德限制都要更有效的狗链，一条名为恶堕的狗链。
如果排除一切道德因素，那这种恶心的投名状的确还是一种相当好用的训狗手段，足可借鉴的训狗手段，所以……
“如果想要合作，伊稚斜应该表现出诚意。”王某漫不经心，说出了极为阴冷的决定：“既然双方要更张旧制，彼此同心，那有的事情，恐怕就该改一改了吧？”
什么事情该改一改？这样肮脏龌龊的事情，显然就不好由王先生亲自开口，一一细解。而穆氏——穆氏沉默少许，忽然也出声了：
“……如果我们与伊稚斜单于合作，那想必匈奴其他的反对派就再也不是对手了。”
王某抬了抬眉毛，看了他一眼：
“所以呢？”
“所以我想，伊稚斜单于掌权之后，一定会大力清洗他的政敌。”穆祺道：“但上天——上天毕竟有好生之德，如果真有走投无路的反对派，就请伊稚斜单于放一条生路，让他们到大汉来避难好了。这也是陛下仁德所化……”
“仁德所化”？
两位郑姓郎君的脸色变得相当诡异了。而颇有仁德的王某稍一沉吟，则露出了颇为灿烂的微笑：
“——你也很聪明嘛！”
“不敢。”穆祺道：“实际上，这只是出于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你们知道吧？绝没有其他意思的，更不是干涉内政。”
王某微微点头，极为欣然：“原来如此啊！”
第71章
当草原上的方士团队们还在集思广益, 推敲着与伊稚斜单于谈判的种种细节，思索该如何调整“投名状”的力度；留守在长安的汉天子则百无聊赖，陷入到某种近乎闲极无聊的地步了。
当然, 这也是很正常的。到现在为止，汉天子还不具备远程微操、亲自指挥的条件；在确定了大致方略理清了内外政治环境之后, 他只能将军队托付给自己最信任的将领, 然后默默的期盼最后的结果——而在结局底定、万事终了之前, 除非前线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必须上报的变故, 否则君主坐守后方, 只能靠着定期的军报了解前线——效果略胜于无。
当然，大将军派人快马送回来的消息肯定是准确详尽、力求丰富。但无论怎么丰富详尽，有些东西总没法说得太细。譬如, 他解释了自己命霍去病追踪伊稚斜单于的决策，并在汇报中顺便提了一点方士们的建议, 一笔带过, 并未详叙——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军中有资格下决心的是大将军而不是幸臣, 其余人根本不必多提——但皇帝何许人物, 哪怕仅仅是看一眼这只言片语, 也能猜出此决策中必定有方士集团强力推动的手笔（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干脆就是穆氏和死鬼老登的手笔）；而方士集团名义上“随从出征”, 怕不是现在已经驰骋疆场纵马草原, 在快快活活的四处撒野发癫了。
一念及此, 再看看自己——独守空城、孤寂无聊、只能眼巴巴等着前线军报，那心中之烦躁无聊, 自然也就可以预料了。
不过，皇帝总不会长久无聊下去的。无聊到某个程度之后, 他就会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譬如说和儒家斗蛐蛐玩。
自先前对公孙弘发起了一波并不成功的攻势之后，皇帝默默消停了好久；但这并非出于宽容慈悲，而是事实所迫的忍让；而现在嘛，皇帝当然也没有找到一举解决儒生们的灵丹妙药，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皇帝穷极无事，正好拿他们来找找乐子——而恰好，穆祺离去之前，也刚刚留下了一本足以在政治及舆论上对儒生产生强烈冲击的巨著：《竹书纪年》。
按穆氏的说法，这应该是魏国留存的史书，因为保留在魏王的坟墓中侥幸逃脱了祖龙及项羽的两把大火，是如今仅存的，可以与《春秋》、《尚书》相对照的珍本史籍，六国史书唯一的残留；其史料价值，自然无与伦比；若能比较借鉴，也必定是极大的飞跃。
不过，对于大多数儒生而言，这本书最大的刺激显然不是什么史料价值，而是黑料价值；大概是因为魏国上下崇尚法家喜好权谋腹黑学的缘故，竹书纪年的取向与温文尔雅敦厚体贴的《尚书》全然不同，长篇大论记载的并不是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美好传说，而是上古三代的狂猛黑料，什么“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夏启杀伯益”、“共伯和干王位”；舜囚禁尧，夏启杀了伯益，共和执政根本就是篡位夺权；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依次揭发，将上古三代那种光辉灿烂人均圣贤的面纱给从头撕个干干净净，并对儒家赖以安身立命的本钱——《尚书》、《春秋》发起了致命的攻势。
孔老夫子说上古三代都是圣人；孟老夫子说上古三代都是圣人；现在你跳出来告诉我上古三代其实也是勾心斗角一个鸟样——你几个意思？
说实话，尧舜禹汤周文周武都是冢中枯骨了，后世史书怎么写其实都无伤大雅；这样辛辣可怕的黑料，伤害最痛最深的，还是儒生——以《春秋》、《尚书》为信仰，绍述了一辈子孔孟之学的儒生。毕竟，儒生正色当朝数十年，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生平用来pua皇帝的最大本钱，就是“三代”；宗教要有神国，信仰要有寄托；对于儒生而言，最大最好最不容否定的乌托邦，就是那完美无缺、“天下为公”的三代。
夏商周是好的，所以继承了夏商周治世之道的儒家也是好的；儒家是好的，所以儒家经典中为皇帝制订的那一套治理体系也是好的；天子只需学习经典、领悟思想、效仿三代，天下自然而然就能兴旺发达、长盛不衰——这套逻辑如此完美、如此精细、如此强硬，以至于后续十数代王朝两千年历史，都不能真正反驳；黄老百家与儒生争锋，最多也就只能质疑一波对经典解读的正确与否，是万万跳不出这个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