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就算陛下大开杀戒，恐怕用处也不会太大。”
老登终于挑起了眉：“为什么？”
“第一是前车之鉴。以《史记》的记载，陛下晚年挥霍太甚，国库空虚（老登嘴角一抽），为了从豪商显贵手上搜刮财富，曾经数次改革币制。但无论推出什么样的新钱币，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涌现出大量的劣质山寨货，即使强力禁止，也无济于事——在这一点上，陛下应该有印象。”
显然，刘某对此非常有印象，有印象到脸都拉长了。
不过，他仍然冷冷强调：“……无论如何，最后我还是管住了。”
“是的，陛下发行了上林五铢钱后，盗铸的风气确实为之一缓。”穆祺道：“不过，这多半是因为大多数铜矿都控制在了朝廷手里，地方豪强没那个资本铸劣币了而已。而现在——现在嘛，同样的经验却不好照搬；毕竟情况可能大有不同。”
穆祺又从兜里摸出了一枚铜钱，一枚磨损明显、略有锈迹的半两钱。
“这是孝文皇帝时铸造的半两铜钱。”穆祺道：“我这里也有找零的业务，所以收上来的铜钱有新有旧，包括了各个年代的产物；我顺手抽了几个做测试，发现孝文皇帝、孝景皇帝时铸造的钱币，基本都没有往铜里掺铁的情况。”
刘先生脸色有些难看了：“你想说什么？”
作为乾纲独断的皇帝，刘某人非常讨厌别人在他面前引述他们老刘家的列祖列宗——喔，这并不是说他对亲爹亲爷爷有什么意见；关键是，在大汉这个以孝治天下的气氛里，反复引述先帝的事迹，等于暗戳戳讽刺现任皇帝；制造——制造一种今不如故、一代不如一代的暗示。
孝文孝景时没有人往铜里掺铁，现在却冒出这么多；你是想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上的统治一团稀烂啰？
“请不必误会。”穆祺道：“我并不是赞美先帝的防伪措施。实际上，在孝文皇帝时，伪劣货币的问题依旧非常严重，只不过盗铸者往往采用的是另外的方式而已。”
他翻动半两钱，向老登展示钱币坑坑洼洼、尖刺凸起的边缘。这同样是中国货币史上大名鼎鼎的盗铸方式，“剪边”——将官方铜钱的边缘剪掉一部分，刮下铜屑私自保留；积攒到了一定数量，再将铜屑铸造为新的铜钱；等同于无中生有，以“钱”生“钱”。历代皇帝都曾大力打击这种缺德冒烟的举止，但到了最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文、景时期的盗铸，基本都是剪边钱、磨边钱，很少有人在钱的原料上直接动手脚。”穆祺从容解释：“到了陛下手上，剪边钱和磨边钱的数量倒是大幅减少了，但往铜钱中掺杂质的伪造手段却又蔚然成风……这个转变，真是相当之有趣。”
刘先生板着脸：“你不妨把话讲得更明白一些。”
穆祺微微而笑：“其实很简单。我认为，恰恰是陛下登基以后冶铁技术的巨大进步，才使新的伪造手段不断涌现，制造出了现在的局面。”
为什么文、景时没有人往铜钱里掺铁，现在却有很多？如果换做朝廷博学鸿儒，大概会引经据典，痛陈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风俗浇漓，请求皇帝以德化民，收拾人心；但对于无聊刻板的技术人员来说，这个原因却很简单，简单到无趣——文帝景帝时冶铁技术还不发达，铁的价格不比铜便宜多少，掺进去也无利可图；而武帝以后，高炉冶铁狂猛发展，铁器价格迅速下降，自然就有人会利用这潜在的套利空间，开始大搞产业升级了。
所以，既不是文、景时的人更淳朴，也不是现在的人更尖刻，纯粹是因势利导，市场供需的无形大手在稳定发挥作用而已。
听这话似乎不像是在讽刺自己（说实话，老登现在都被讽刺得有点ptsd了），刘先生的脸色缓和了一些。他思索片刻，又道：
“听你的口气，好像是把责任归咎于什么‘技术进步’了。”
穆祺道：“陛下想要这么理解，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第58章
“这与你以往的口径可是大相径庭啊。”老登淡淡道：“你不是曾向我反复强调, 新技术的伟大力量么？”
“新技术当然有伟大的力量，所以无论用于善恶，都会有惊人的效果。”穆祺道：“实际上, 高明的技术用于破坏、用于镇压、用于反动，一样也是绝佳的工具……陛下应该已经见识过这种力量才对。”
老登皱起了眉：“什么？”
“造纸术。”穆祺曼声道：“难道陛下不觉得奇怪么？造纸术是被蔡侯改良的, 最迟在东晋的时候, 工艺已经基本完善, 成本也完全可控；但陛下应该知道, 这种更廉价、更方便的知识载体被发明之后, 知识的流动是变得更容易了呢，还是更艰难了？阶级的流动是更顺畅了，还是更固化了？”
这简直是废话一样的疑问, 稍稍听点八卦都能回答的疑问；大汉的知识普及或许也好不到哪里去，但现在的丞相公孙弘先前是替人赶猪的穷鬼, 现在的御史大夫张汤是小吏的儿子, 他们凭着个人的才气和皇帝的赏识爬到这个位置，至少是将知识变现了一个好价钱；但如果一一再往后计数, 那东汉时已经有了累世三公、高门贵姓垄断仕途的苗头；到了魏晋之时, 干脆一步跃进至九品中正, 什么养猪倌爬到御史丞相之类的可鄙笑话，那当然是绝不会有了。
懂不懂我们九品中正“世胄蹑高位, 英俊沉下僚”的含金量啊？
所以, 问题也就来了。明明有利于知识传播的跨时代发明已经出现, 为什么知识的流动却愈发艰难，艰难到近乎于封闭的地步？
老登没有回话, 穆祺也并不期待他的捧哏，他自顾自接了下去：
“归根到底, 技术只是技术，技术不是自成的神迹。技术需要人来运用，而人运用技术的方式，甚至可以决定历史的走向，魏晋南北朝演示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世家高门证明了，造纸术同样可以用来控制知识的流动。”
用造纸术来控制知识的流动，这在各种意义上听起来都相当魔幻。但在历史上却绝非不可能。魏晋高门掌控仕途，依靠的是所谓“经术传家”的释经权垄断；如弘农杨氏兴于《欧阳尚书》；汝南袁氏兴于《孟氏易经》，父子相继，世代相传，累世专攻一经，完全掌握了对儒家学术的释读。不过，儒家经典又不是武林秘籍，《尚书》、《易经》的原典在市面上亦并不罕见，真正帮助世家垄断学术地位的，是对经典的引申、比拟、再诠释，是高门数代人上百年所精心打造的话语体系——而这一整套复杂的体系，都需要有廉价、轻便、高效的物质作为载体，比如说纸。
西汉的大儒拼死拼活，传下来的《公羊春秋》、《左氏春秋》释读，顶多也不过十余万字，聪颖高明的寒门子弟，靠着悄悄偷学死记硬背，背也能把精髓给背下来，如果时运凑巧，不是不能迈过那一道青云直上的门槛；可至东汉晚期以后，各家所传的经术注释长篇累牍，动辄数十万乃至百万字，那就完全超越了人力可以记诵的范围，也为学术分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了讨厌的、放羊放猪的野生天才出来捣乱，大家排排坐分果果，彼此吹捧赞扬，日子当然好过得多了。
而这一切的基础，都得是纸——孔老夫子钻研学术钻研了一辈子，毕生的成果也不过就是撰写《春秋》、编订《尚书》、精选《诗经》、注释《易经》，能有几本书也就不错了；而魏晋高门大姓嗑药行散、扪虱而谈，居然各个都能整出琳琅满目的私家著作、典籍高论；这显然不是后辈的智慧吊打了祖宗一千倍，而是时代诞生出了更方便这些人发癫、灌水、制造学术垃圾，通过庞大信息来垄断知识的工具。
廉价的知识载体居然变成了垄断知识的工具，这在各种意义上都能算是地狱笑话。不过地狱笑话只是过于地狱，却并不违背逻辑。因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穆祺屈指敲一敲桌板，为陛下引述他并不陌生的条文：“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绝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它……比创作技术更重要的是由谁来掌握技术——在造纸术上是这样，在金属冶炼技术上同样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