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我自己，我实在不敢相信是像同学们口中所说的那么美。常常我对着镜子，或是趁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朝它笑一笑，虽然没有哪一个部位看来不顺眼；大麻子的女人对着镜子，也会觉得自己的麻点麻得非常艺术。同学们固然永不着用假话谄媚我，我的七十五岁的老祖母时时说我美，只因为她太爱我，如果我有一对斗鸡眼，在她的眼里还是美。在这种情形下，我有时满意自己长得美，有时又担心自己长得丑。我岂只对自己外表这一项认识不正确？要想圈在“准确”的那一个点子上，却怕比在玻璃板上拈捉一粒水银珠子还要难啊！
提起了老祖母，我真得先唠叨几句我的家庭，我是父母的独生女，我的父亲是他父母的独生子。（一位夭逝的叔父不算。）抗战胜利那一年，父亲携着母亲到东南百余里外的一个小岛屿去。在那儿，他实现了一桩心愿：办了一所救助当地渔民的义学。为了我的学业，祖母和我留在我的出生地——繁华并人烟稠密的世界第七大都会中。我们位居于沪西的一幢两层小楼房，因此更见寂寞了。一个六十余岁的祖母当年的陪嫁丫头多宝姊以外，便是一只浑身白毛茸茸刚刚长成的雌猫。即使它有时候故意和我过不去，把吃剩下的老鼠尾巴藏在我的床下，我们四个有生命者中间的情感，也还是和洽无忤的。
祖父在他四十五岁那年逝去。祖母是一位智慧的女人，她永远知道怎样带着微笑，来应付落在她身上的困苦和灾难。她常常告诉我说：“如果‘苦难’是一只马蜂，那么‘忧愁’便是它唯一能够携带的刺人的针；世界上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只看你怎样善用你的智慧。”
老人家的话由她说，我却是由我落眼泪。我并不是已经遇着过什么样的“马蜂”，自我有了记忆的时候开始，便不曾同一般小孩子样的活泼和快乐。父亲不慕名利，连带也不慕朋友。我们虽然驻足在远东第一大商埠的不夜城市中，却寂寞冷静，像处身孤立海中的小岛屿。记得那些夜晚，父亲在灯下阅读古书，母亲在一旁缝纫或是编织毛线，祖母坐在摇椅上，手里多离不了那驼子样的水烟筒。我坐在地板上看故事，看到高兴的时候忍不住笑出声来，但马上便会接到父亲或母亲投来的谴责和阻止的目光。看我涨红了脸双手掩口，祖母的摇椅便嘎呀嘎呀地摇起来，老人家还咈呀咈地吹纸捻子，那失去门牙的嘴巴不带劲，到末了呀只剩下吧呀吧的。我并不了解这是她为我打抱不平的意思，即使父亲和母亲脸上因此露出和阳光一样的笑容，我还是衔着两包满满的眼泪，躲回自己的小卧房去。年龄的增长，使我明白我的父母不是不爱我，相反的，他们把全心的爱和希望，统统放在我身上。“真爱往往是接近苛虐的。”费了多少日子，我才把祖母这一句话，了解得一小半。
芦沟桥事发，抗战开始，“八一三”淞沪战事揭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日人偷袭珍珠港。那夜，十三岁的我在甜梦中，懵懂里听见远处又飞机和炮弹声，多宝姊说别怕，是打雷。第二日晨起，日本人占领了租界。从此，父亲更少出门了；上学去的我想尽方法绕道，避免和站立桥头、街口的日军鞠九十度的躬。有一回，看见一个把手放在口袋中的年轻同胞，被日军迎头一棒击倒在地上，我蜷伏在祖母的身旁，做了三夜的恶梦。日本的关东军到了上海，满街的孝子帽、魔鬼的披风和敲丧钟样的钉靴，中午十二点种一响过，女孩子们便得尽快地往家里躲藏。胜利的前夕，盟机来炸上海，多少次遇着我在学校里；我们并不躲避，兴奋地点数着飞机，听隆隆的爆炸声，拍手欢呼。我们不虑自己会给炸中，只愁轰炸声不够响，震不破日本鬼子的肝胆。一九四五年全面胜利，我摇酸了执着国旗的手。日本鬼子去了。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也离开家了。
父亲和母亲离家以后，我的眼睛望着祖母，祖母的眼望着我；望着望着，我的泪又满满的衔在眼眶里。夏天的晚上，我们的小庭院沉浸在月光和夜来香的气息中。那棵祖父手植的榕树又高又大，枝叶浓密得像一把大雨伞。那树根扭结成一大块，小时候的我可以躺在上面乘风凉；这时候的我坐在上面，穿着单衣的背靠在向左的一根粗干上，赤裸的脚踏在向右的一根粗干上。
“仔细给蚂蚁咬着拉！”祖母总爱这么说，十多年来也不曾改变过。
多宝姊给老人家搬了一张大藤椅，放在那反映着月亮的小池旁。池畔有一块和树根一样已被我磨得光光的大石，她那一双尖尖的小脚，毫不畏缩地陈列在上面。小池里的金鱼游到水面来，把月亮的影子咬乱了，然后迅速地一扭身，又躲到水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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