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它存在的这么自然，从我出生它就存在了，我是这么长大的，所以我总以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住的模式、工作型态、邻里的互动。我以为世界上每个人都跟我们一样，不是捕鱼的就是做工的，屋子大门一定得洞开被每个人检视，闲言阐语也都是理所当然。它就这么融进我的生命、我的生活，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怀疑过。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会是临海耸俯的一座小山陵，究竟是怎么变成这种怪模样已不可考，只知道当初搬迁来的大都只是临时凑和，并没有落地生根的打算。因为是临时凑和，一切从简，所有的房子全都用砖头叠成一块，里上水泥，再盖上瓦片就算大功告成，连地基都省了。因为只是暂时落脚，将整座山铲平太过大费周章，而且也没有那个经济能力，所以一列一列的房子，便梯田也似的，一坡一坡、一阶一阶地拾级排叠者。仓库似的、毫无建筑美学概念的棺材形长条屋各分割出不同等数的棺位，但全部连体婴似的，一户挨着一户。一幢棺材屋可以住好几家。由于隔墙极薄，不必等夜深人静，每户人家的动静、喜笑怒骂便全都如同连续剧般，上演给全村子的人观赏。常常从这头就可以听到那头的夫妻在吵架，另外一头的在骂小孩，中间的在看歌仔戏哭调。整个村除了东向侧面海的缺口，公路从一旁穿过，四围是山，突兀地被包里在山里头，自成一个聚落。东面那个缺口，每年冬天东北季风一吹，水气挟强风一波一波灌进来，直比刮台风，但那是进出村子惟一的出人口，好几次我都险险被风刮走。
景气好景气差，好像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影响。搬移的、迁人的，几十户人家叫叫骂骂、打打杀杀的仍然过得很热闹。这一带原多是渔村，有的人改行去打渔，做工的还是做工。每天傍晚，渔市场隔壁那家面包店的面包车还是会将卖不掉的面包载来，打五折兼买二送一的出清存货；每隔三天，猪肉勇的“机车肉摊”也还是定时出现在聚落的广场；客运车仍然一小时才有一班；至于广场旁边海仔的老婆的妈妈开的杂货店，也照常在卖过了期的泡面和稞仔条。
一切似乎都不曾也不会改变，都像杂货店卖的泡面经过防腐，仿佛可以这么天长地久下去。
我想，突变了的是我。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啊——他×的！猪！狗屎！”我吸了一口气，大声又叫出来，叫到一半管不住吐了一句脏话，顺手再丢了一颗石子。
下方草丛悉窣的，像是被我的碎石子惊动，黑暗中似乎有什么埋伏。我下意识的缩起伸长的双脚，探长了身子察看究竟。
冷不防一张黑漆漆像是人的脸逼向了我。我吓一跳，往后栽个四脚朝天。
“你干嘛？躲在这里吓人！”我一屁股爬起来，眉头新结成一团，在往后栽倒的那刹那，我的脑袋已经清醒又准确无比的判断出那是一张人的脸，而且依照那轮廓、模糊的身形，应该跟我差不多年纪。这种清醒和准确完全是身体直觉的感应，很原始，一种动物性的本能。
那人瞪了我一眼。很生分的脸。他不理人，逐出口摸出一根香烟点着，狠狠吸了一口，却被烟呛得咳了好几声。他的动作很不熟练，点火的时候也不晓得用手围这一下，微弱的火簇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好几次烧向他的拇指。
“喂，要抽烟到别的地方去！”我生气的叫起来，声音高而尖，尖刻到破裂的感觉，我自己都觉得很刺耳。
他还是不理我，自顾抽他的烟。
“喂！”我更生气了，推了他肩头一下。我不认识这个人。聚落里的生态是很原始的，集体式的生活形态对人的一言一行充满制约，也使得每个人对村子里每户人家、大大小小的事情几乎都有着强迫性的熟悉。我不认识这个人，表示这个人原是不属于这个生态的。一个外来的人，一下子就闯进我的地盘，他的擅自无疑是种冒犯。
我说过，聚落的生态是很原始的，不仅如动物般划分有各自的势力范围，而且径渭分明。住在上坡的小孩不会轻易到下坡的地盘，相对的，下坡的孩子也不会等闲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内，彼此之间甚少交集。这当然有构成它历史成因的现实因素。
不知是巧合还是“物以类聚”，虽然同样都是做工，但往在下坡的，有不少是工头、木匠或做水电或修车等有谋生本事和技术的，大都有固定的收入；而上坡的多半是杂工，工作一天吃一天，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差别是这般的微妙，像水一般地渗透，不知不觉我们也都沾了一身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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