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不单盛行寡妇再嫁和离婚，还有女追男、甚至追求有妇之夫的现象。汉光武帝刘秀，其大姐湖阳公主新寡，刘秀有心试探其意向。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对大臣宋弘的爱慕。刘秀当即愿意撮合，为此专门接见了宋弘，让大姐坐在屏风后面，刘秀问宋弘：“都说人一尊贵就会换朋友，一富裕就会**子，这也是人之常qíng吧？”宋弘道：“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失望地告诉其姐：“此事没戏矣。”虽然宋弘明确拒绝了公主的“单相思”，但湖阳公主敢于主动追求有妇之夫的行为，足以反映当时女xing的社会地位与社会风气。
可见汉代女人居然如同两千年后的现代女xing，可以无拘无束地谈恋爱、找对象，这一点儿着实让后人佩服，不难看出汉代民众的自主jīng神和开放意识！而如今，仍有一些满脑瓜封建意识的人，对妇女的离婚、再嫁说三道四甚至横加gān涉，他们连古人都不如矣。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奇怪。现实中往往是缺少什么，才会提倡什么；泛滥什么，才会禁止什么。也许正是因为汉代初期，人们对女xing的贞洁观并不看重，并不在意，故而一些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就挺身而出，拿自己的现身说法或研究成果，倡导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于是乎，班昭的《女诫》和刘向的《列女传》应运而生，大行其道，受到统治者欢迎。
有学者指出，汉代是儒家礼教形成的重要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政治制度以及社会风习均发生变化。但一般来说，制度变革快捷，而以“礼”化民乃至风习约之，那就缓慢得多。我们知道，即使有了教化的书乃至法律的支持，到形成一定的社会观念并为人们遵从且固化于人心，那也是汉代以后几百年的事了。
事实上，汉代的婚恋观确实比较人xing化，无论男女各方既有结婚自由，也有离异自由，甚至是再娶或改嫁的自由。不像宋明以后礼法甚重，仅把女子压得抬不起头来。只要翻开《汉书》，我们会发现许多再嫁之例：如西汉朱买臣因其赤贫，其妻提出离婚一事。女子尚有自主婚配的自由，再嫁也该不复困难才是。特别是蔡邕之女文姬的故事，影响很大。文姬初为卫仲道妻，卫死无子，回至娘家，后值兴平之乱被匈奴左贤王掳据为妻，并怜爱之，居十二年，生下二子，后来曹cao念邕无嗣，以重金赎蔡文姬归汉，并嫁给当时的名士董祀为妻，董祀与之恩爱甚笃。
这种例子不仅在汉代史料记载中屡见不鲜，在当时的文学作品描绘里也常有发现。汉乐府诗中，有篇《上山采蘼芜》写到：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此诗讲述的故事，故夫故妇是如何离异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二人对答中，我们仍可以品味出这对离异夫妻还是有感qíng的，只是今非昔比：不仅劳燕分飞，且都另组家庭了，但诗词语气的克制和对旧qíng的追忆，却让人分明感受到了他们的心理活动。试想，这一对离异夫妇，在故妇采蘼芜下山的途中相遇，能坦然叙述起旧qíng、关心起离异后彼此的生活，且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内心的遗憾和qíng感，如此看来，离异之举，在汉代乃属正常，并且民风世俗也都能宽坦以待，习以为常，足见当时观念之一斑。
需要说明的是，汉代女子虽并不被所谓的贞洁观所束缚所限制，但她们并不会心猿意马、三心二意，而是执着热烈、大胆率真地追求丰富的qíng感世界、美满生活。在《白头吟》一诗写道：“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这显然是汉时女子的理想追求，也正因为如此，她们才敢逾越尚未成熟的礼法，才能表达“我yù与君相知”的渴望。由此可知，汉代女子的爱qíng观、家庭观、贞洁观并不愚昧落后，颇有现代之风。
当然，我们分析问题，必须看全面看大局。汉代的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女人皆很自由。西汉董仲舒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奠定了纲常名教的基本理论，在“夫为妻纲”成为三纲之一时，女人受到的束缚肯定愈来愈重。只是由于习俗观念的转变，与礼法政策的贯彻之间总会有一段时间差，儒家标榜的“从一而终”原则还远未在民间立刻得到普遍认同和接受，才因此有了汉代比较常见的女人自由再嫁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