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昭云是现代人的思维，跳出时代的框架，倒是能够对儒学有更深的认识，至少比这些古人看的更远。
其实儒学自春秋产生之后，对于春秋战国的乱世，逐渐影响发酿，约束规范，推行仁义礼智信，对社会的稳定，人的品质等，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也形成了独特的国人性格。
但随着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过于偏激，完全被统治者当成了一种控制百姓思想的工具，将它僵固化、制度化、教条化，才使得儒学从此变样、走形，那已经不是孔夫子时代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了，能够四五成就不错了。
统治者看重的不是真正的儒学的经义和大道，而是这种文化能够有助于他的长治久安，所以他才会推行。秦国强调法制，也是因为法制会使得弱秦变成强秦。出发点其实是一样的，为的是自己的国脉，自己的统治。
儒学后来经过朝代的变迁，乱世与盛世的起起伏伏，最后不断有人跳出来修改，其实传到后世的儒家文化，跟春秋时代孔夫子的提出的儒学，已经变质了，可以说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化，在不断被人挤压揉搓，弘扬的思想有好有坏，无法完全肯定，也无法完全否定，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
此时萧瑀解释道：“西晋灭亡，出现五胡乱华，永嘉之乱，晋人南渡，南北朝割据，随后又是朝代更迭迅速，征战不休，礼崩乐坏，导致儒家的文化和经义被抛弃、断流，这里面有战乱的原因，也有胡人入主中原，推行胡人的习性，排斥儒学，导致仁义礼智信等这一套说辞和准则，被抛开、割裂，世风日下。尽管隋朝两代，略有扶持，但力度过小，儒学也只是刚要冒头，所以，这一次河东地带的大儒聚集，其实想要纳谏，让陛下重新提倡儒学，推广天下，从此国泰民安！” 罗昭云听完萧瑀的一番话，渐渐陷入了沉思，儒学的如何使用，并且用到什么程度，他暂时还没有细致的打算，但是，听到黄门侍郎的言论后，觉得该正视这个话题了。
乱世要打天下，需要兵强马壮，军事人才，粮草充足等，一旦打完，趋近统一之后，如何治理天下，就成为关键的决策。
许多农民起义，都风头强盛一时，最后却都被消灭，是因为缺乏政治纲领，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宋江方腊起义、李自成起义、天平天国起义等等，如果目光不够，即便扩充足够的地盘，都会盛极而衰，很快倒塌。
大华需要自己的治国理念，如何汲取古代旧法与未来的政策，把握一个度，才是罗昭云该考虑的。他不可能完全用隋唐宋明等制度，也不会过早使用未来的政治制度，需要一个掺和，至于儒家之学，要使用，却不能无线扩大。
“目前儒学衰微，还有哪些人物了？发展脉络如何？”沈洛虽然对儒家有一个大概印象，但具体信息，还不完全清楚。
萧瑀非常博学，所以讲述起来，也是条条是道：“启禀陛下，魏晋南北朝，甚至前朝隋朝廷，都是儒家文化处于低谷衰落的时期，众所周知，儒家自西汉崛起，东汉神化，却走向了谶纬神学的死胡同，黄巾起义打破了‘皇权神授’的神话，使得当时儒学欺骗性大为暴露，地位一落千丈。”
“到魏晋时期战乱影响，加上玄学、佛、道的兴起，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交汇，西域文化的交流等，使得儒学失去昔日独尊的地位。不过在政治领域内，儒家思想仍是君臣和家国政权的支撑，哪怕一些少数族的胡人君王，也都在最后尊孔亲儒，因为这一套体系最为温和、有效，将臣子、百姓给束缚住，按仁义礼智信来办事，天下就能够太平许多。”
“到了前朝大隋，一些大儒提出了‘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并吸收佛教、道教之理，来满足贵族与平民的需要，其中名气最大的儒学代表，就是牛弘，曾任礼部尚书，请修明堂，定礼乐制度；又奉敕修撰《五礼》百卷，从此儒学复兴。后来文帝征山东义学之士，马光、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不过后来因为炀帝登基，听不得这些儒家言论，所以从中枢都贬斥到地方了。”
“这样啊，听说文帝不悦儒学，专尚刑名，是否有这事？”罗昭云穿越之前，刚进修读了一年的历史系，记得上隋唐课时候，导师提过一句《隋书》，里面有记载文帝“不悦儒学”，当然那是魏征做隋书时候的一家之言，后世学者经过考据，都认为魏征在故意抹黑隋代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