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给任安的回信，可在任弘前后两世的经验读来，这其实是太史公写给自己的。
满篇皆是他砥砺前行的心路历程。
上面有他在天汉年时为李陵辩护进，却被汉武帝认为是在诽谤小舅子李广利无功而有过，因而引火烧身的前因后果。
还有司马迁被定罪下蚕室时的两难。
据司马英说，司马氏并不富裕，太史公更不是肥差。继承了其父司马谈撰写史书的遗志后，虽然可以阅览石渠阁的藏书，但司马迁为了搜集一些未能收录的著述，常常不惜重金求书。
甚至为了购得一份孤本的纵横家书一观，到了卖田的程度。
所以五十万赎罪钱，他是绝对出不起的，女婿和儿女四处求人也凑不出来，那时候杨敞也只是个小吏，绝无今日的富裕气派。而司马迁的朋友们，要么是任安这种空有义气却没钱的穷鬼，要么就避之不及，哪里还肯帮他。
当然，司马迁也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效仿张汤等卿相，在被判刑之前，选择自我了断，便能免受奇辱！
但他若如此死去，却又于心不忍，因为史书还未写完。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后世有些学生会在作文里这么写：“司马迁在狱中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宫刑。”
其实也没错，这种刑罚的可怕之处在于，绝非一时之痛，处刑之后，生理和心理仍将遭受折磨，垢莫大于宫刑啊！
司马迁要忍受旁人的讥讽、鄙夷，还要与自己内心做斗争，咬着牙写完著述，可不是一次次受刑么？
而任弘看完后，最直观的感觉是……
“太史公的文笔，是真的好！”
在悬泉置做了许久小吏，回到长安又跟那些策书打交道，任弘已经习惯了这时代的书面语，但不少人写的东西是真的枯燥泛味，让人犯困。
但司马迁笔下则不然，气势磅礴，有如长江大河，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让人欲罢不能。
这似乎是一场跨越古今两千年的对话，任弘看到的，是一个在无上皇权淫威下，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放弃了所有尊严，拼尽了全力，只为保全最后一点理想的倔强老人。
见任弘释卷，司马英告诉他：
“这便是家父的绝笔之书，在那之后不久，他便辞世了。”
司马英站起身来，长叹道：“如今我能将此物交给任益州后人，也算是将这一封当时不能寄也不敢寄的信，代父亲寄出去了，他若在黄泉下得知，应能敞怀罢！”
是啊，这封报任安书，便是那部奇书最后的句号了。
任弘将帛书小心翼翼放回木匣里，让夏丁卯收起来，认真地说道：
“多谢太史公当年救了我的性命，此恩绝不忘怀。也多谢杨夫人愿将这封信交给我！”
“这将是任氏的传家之宝！”
任弘长拜道谢，却又道：
“御史大夫，杨夫人，小侄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 “夫人，那书里面有些话语，若是被有心人揪出来，或许会被说成是诽谤之言啊，能让外人看么……”
对任弘希望能一观《太史公书》的请求，胆小怕事的杨敞是有些不愿的。
司马英却自有主意：“该删的部分，诸如孝景及先帝本纪，早就被孝武皇帝看过后，怒而削之了，故此两纪有录无书。父亲成书之后，恐遭当政者毁弃，便将正本藏之名山，又让我抄了副本，留在京师。”
此书本就是司马谈、司马迁两代人搜集资料，独立完成，乃私家著史，不似后世很多正史都是官方设馆修史，集众人之力合成一书。
所以它的归属权，自是司马迁自己做主，这便是世间唯一两份《太史公书》。
“那宗正刘德素来喜好黄老，不也曾数次拜访我家，求得韩非老子列传等篇观摩么？西安侯既为我家世交，那封父亲给任安的信言辞之剧烈愤慨他都看了，入阁一观又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