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看人家，随便读了下《格物致知之理》，考试便过关了，每个月就能有几两银子的收入，全家人都吃的好穿的好，像你个没用的东西，成天抱着《四书五经》读，功名又考不上，还要到处借钱读书赶考，让家里人都跟着你挨饿受冻，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还别说，这年头民间这样的人多着呢，读书人在别人面前貌似高人一等，在家里被自家人数落的却比比皆是。
比如范进中举里面，范进他老丈人就是个杀猪的，范进没考上举人之前，好歹还是个秀才呢，这家伙却是逮住范进就骂，而且还骂的贼难听。
没办法，谁叫范进赚不到钱，养不了家，让他老婆都跟着饿肚子呢。
这就是现实，大部分读书人在现实面前也得低头，杨聪这么一顿操作，大明读书人的风气慢慢开始转变了，很多读书人都开始重视《格物致知之理》，并慢慢从虚无缥缈的科举之路中走出来了。
毕竟《四书五经》并不能当饭吃，而功名又只有少数读书人能考取，其他读书人也得活不是。 《格物致知之理》在杨聪不遗余力的推广下，终于在读书人中慢慢流行开了，有很多屡试不第的读书人甚至慢慢丢下了《四书五经》开始专门钻研《格物致知之理》了。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当你死读《四书五经》不能博取到任何前程，还要挨饿受冻的时候，再不知变通，那就是脑子有病了。
以前，大家是没有什么变通的途径，所以，很多读书人读着读着都无奈的放弃读书一途，转而去从事家传的行当，种地甚至经商。
这会儿他们又多了《格物致知之理》这一选择，不但还是读书谋出路，而且，赚的还不少，机会也越来越多，研读《格物致知之理》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多。
或许，很多人印象中古代的读书人都是那种读死书，宁可饿死也只认读书，不会去从事其他行当的一帮腐儒。
其实，那只是特例，特别特别少的特例，因为能被人载入史册的读书人都是在当时鼎鼎有名的大儒或者大官，甚至一般进士都没有资格载入史册，更何况是没有功名的普通读书人呢。
这些人并不是读书人的代表，至少他们不是普通读书人的代表。
比如，大明读书人就有数百万之多，能考取功名，步入官场的又有多少呢？
这种人，绝对不到十万，因为大明所有官员加起来都不到十万，他们能代表的最多也就是数百万人中能考取功名步入官场的，这种人，在读书人中所占的比例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而其他读书人都要生存，都要吃饭，他们并不是那种宁可饿死也只认读书的腐儒，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人。
这些人，才是读书人的主体，占据了九成九数量的主体。
他们的观念如果转变了，这世道就真的要变了。
当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杨聪也没想着能一蹴而就，他只是在尽自己所能，改变读书人的观念。
这个过程或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或许，随着《格物致知之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若干年后，这套书甚至会被纳入科举考试之中，这个谁又能知道呢。
他如此疯狂的推广《格物致知之理》在很多人看来，无外乎为了一个“名”，而随着《格物致知之理》的推广，他圣贤之名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及。
当朝能创立不世功绩，抵御外敌，平定四方，在野又能著书立说，影响了一个时代，不是圣贤又是什么呢？
他当然不是为了求这个圣贤之名，但是，民间，特别是读书人中间称他为圣贤的却越来越多，甚至，有人都开始当面这么称呼他了。
而第一个当面这么称呼他的人其实也是个圣人，不过，这个圣人并不是因为读书而成圣的，这人，是药圣李时珍！
当然，这会儿他还不是药圣，他只是湖广一个小有名气的名医而已，因为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儿子的病他被楚王朱英裣推荐，来京城太医院当御医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