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一切都很和谐。
诸王赶在大典前已入了京，天子慰留再三，最早离京的藩王，也得等正旦大宴过后再启程。
宣武帝禅位而非驾崩，京中自然洋溢的都是喜气，又逢年节将至，京师街上当真是人头攒动，热闹得紧。
又兼诸国使节入觐，更是了不得。
乾圣帝新继位，虽然之前已是他监国了，可是他继位后，又冒出一大堆的事务。
天子不可久居钟祥宫，为太上皇营建宫阙便成了当务之急——否则的话，难道让天子一直居住在东宫吗？与天子理政、居住的乾清宫相比，钟祥宫就实在太偏僻又太小了。
新君登基，属国朝贡，对外政策如何，又是天子要马上解决的。
又有职官调动、北平正式升为陪都等种种事宜，乾圣帝可以说是有一大堆事情要忙。
这么多事情，他自己一时半会儿做不完，便挑了件不轻不重的，让祁元询练手。
朝鲜国朝贡，使团除了恭贺上国新帝登基之外，定会一如往常，请求上国天子正式册封其主为朝鲜国王。
朝鲜乃此国古号，宣武二十五年之前，其国还是高丽，国主还是王氏。
王氏高丽末年，正逢原季之末，权臣李成桂趁势而起，终于取而代之。
只是大周就在其邻侧，若是出兵，高丽很难有好果子吃。
李成桂遣使上书，言辞都颇为谦卑，亦不敢言自己篡逆，只说其王昏庸，终为太后所废，王氏宗室里又没有什么成器的人物，他受群臣拥戴，才不得已暂代国主之事。
只不过这也是众望所归，还请天子示下。
宣武帝不和他来这虚的，实情如何，早就看得分明，只不过李成桂态度良好，是以宣武帝不发作罢了。
饶是如此，开始那几年，李成桂的上书都只是“权知高丽国事”、“权知朝鲜国事”，态度放得极低，宣武帝还是不吃他这一套。
等到李成桂都请天子允许他改名为“李旦”，成为朝鲜国主的心都按捺不住了，请印诰的事还是没个结果。
不正式册封你，就意味着大周虽然不是很看得上朝鲜那块地，但是真的想打的时候，完全可以直接惩治属国之篡逆国贼——毕竟李氏没有正式得到册封，那王位上坐着的人，说应该姓王，就非常合理了——连个名义都不用。
祁元询说句不好听的，朝鲜稍有异动，大周就发文申斥，对方马上就诚惶诚恐地认错，行动方面也不敢阳奉阴违，“积极认错死不悔改”，在这个时期，朝鲜是不敢有的。
自宣武二十六年起，朝鲜年年上贡，而且使节一年不只一趟，什么天寿圣节、冬至、正旦等节日，乃至于上国有命之时，便遣使节入京，抱大腿的姿态做得很足，就差没有明着叫爸爸了。
九月的天寿圣节没有大办，毕竟重阳之后天子便重病了，哪里还有这个心情去庆祝生日？
只是朝鲜还是遣使来贺，持礼甚恭。
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周能够承认李氏为朝鲜国主的地位。
如今新君继位，朝鲜的“攻势”一定会更强烈。
乾圣帝没有亮明自己对朝鲜的态度，只是让祁元询这个准太子去处理。
大周如今主管属国事务是仪礼司，主掌朝会仪节、，最近的禅位大典与登基大典，仪礼司的人就出力不少，但属国来朝，也是仪礼司要负责的事务。
天子让祁元询主管此事后，仪礼司司正房显便按例来与他详述事务了。
太上皇未曾移离乾清宫，天子便照旧在文华殿处理政务，祁元询独立办政之处，则转到了武英殿。
武英殿在宣武初年还是天子理政之所，从意义上来说，与文华殿相差仿佛。
天子特意下诏让祁元询于此处理政，对于外界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信号。
祁元询没有出宫，就是在武英殿中见的房显，出现在他面前的房显面容清癯，看着很精干的模样。
根据他的汇报，招待使节，大周自有一套规矩，在这个方面，并不需要祁元询操心。
只是朝鲜国为了让大周册封，实在是想尽办法，使团到来后，有人为其说项也未可知。
毕竟朝鲜人又不是木头，为了达成目的，使节也有四处活动。
也就是说祁元询得防止别人在他耳边吹风，不要稀里糊涂就应允了那些为朝鲜活动的人。
使团未到，正使是谁也不晓得，祁元询也只能先做计划，等人来了再打算。
等到朝鲜使团入京师的时候，祁元询就知道，对方此次，成功请印、受册封的意愿是极为强烈的。
除了艺文春秋馆太学士郑总为正使外，李成桂之子靖安大君李芳远也赫然在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