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询问他是否在少校身边见到了贝尔肯中士，露旺索回答说是的。
“他每天早上从军官公寓里出发，然后来到少校的办公室里做自己的事，有时候代替少校出去，除此之外他一直在他身边。但我觉得他好象完全没看到自己长官有什么不对劲儿，平静地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几乎可以肯定那位酒红色头发的副官有问题－－谁会对自己长官明显的身体不适表现得那么漠然呢？
如果开枪的人真的是他，他一定是要至我于死地。但为什么他不借助盖世太保的手来对付我而要自己gān呢？他要是真的怀疑我威胁到他的长官，第一反应应该是用正常的渠道来解决我才对，这样成功的几率也要大得多。
难道是为了保护少校的名誉？
那么波特曼少校应该成为他的同伙才对，他没必要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给他制造危机的人。而且在事后他显然是故意在掩盖什么，仿佛尽量把事态控制在最小的范围里。按照他以往的xing格，这可是深入调查的好机会啊！
这件事前前后后都矛盾重重，多想一想都让我脑袋发疼。我按住额角用力揉了揉，此刻一个念头闪电般窜过我的脊椎－－
莫非，中士的行动是私人xing质的？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指一下子收紧了：对啊，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一切！
少校没有命令他来杀我，所以他不能通过军方来做这件事，而且也不能让他的长官知道。少校没有预料到部下的这次袭击，因此才会负伤。
我在脑海中努力回忆那头酒红色发丝下端正却毫不起眼的脸，那张脸上并没有任何狂热的东西，但我知道第一次见面时它就没有给我留下愉快的印象。如果他的个人行为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就不得不让我产生新的怀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车窗外的梧桐树整齐地向后倒退，我心不在焉地慢慢开着车，满脑子都是问号。
街道上萧条的景象没有什么改变，我看到衣衫单薄的行人抱着纸袋急匆匆地赶路。寒风使人没办法在户外逗留，但回到家里也不见得有多少煤和木柴来升起壁炉。
两个穿军大衣、背步枪的德国士兵叼着烟卷在商店旁边拉扯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我从他胸前huáng色的六角星认出了他的身份－－犹太人。
他们推搡他，qiáng迫他低下头，把他怀里少得可怜的面包弄到地上。老人脸上的皱纹仿佛更深了，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向这两只畜生行礼，然后捡起面包离开，把些那恶心的笑声留在身后。
我熄了火，看着这一幕在眼前发生，嘴里泛出一股酸味－－
占领军就可以如此！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没有人能阻止他们的狂bào与骄纵，他们在这里充当着主人的角色！他们的眼睛里毫无例外地闪耀着一种优越感，还有不可一世！
唯一例外的大概就是波特曼少校了吧？
他也许永远不会参与这一类的游戏，只看着他的同胞们作威作福，然后露出嘲讽的冷笑转过头去，像观赏一出拙劣的游戏而显得极不耐烦。为什么我会在一年前把他简单地看成一个刽子手呢？难道玛瑞莎的死真的给了我一个错误的信息吗？
我竟然有些不明白自己究竟对那个男人怀着什么样的看法：如果我能够单纯地恨着他该多么好啊……
回到家的时候刚好是中午十二点钟左右，母亲为我做了简单却无比美味的菜汤，我邀请露旺索一起进餐；他已经在客厅里等了我近半个小时。
“真是荣幸啊，伯爵大人，竟然能让我尝到如此鲜美的食物。”我的同志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到，“我会好好气气弗朗索瓦，他每天都不得不容忍房东太太糟糕透顶的手艺。”
我告诉他或许直接把谢意再次向我母亲表达还比较有意义。
“我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先生。”
我们说笑着来到琴房，他替我关上门，拿出了口袋里的东西。
“这是您要调查的东西，先生；关于海因里希·贝尔肯中士的资料。”
我接过那一张薄薄的纸，上面是用手写体誊抄的东西：
海因里希·贝尔肯，1910年出生于德国柏林，没有父母亲的记录，只说是1936年入伍，经历平平，找不到任何可以让他快速晋升的功绩。不过有一点却很奇怪－－他一直都跟波特曼少校处于同一个编队。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巴黎，他们始终在一起。自从罗斯托克·冯·波特曼获得了将官的阶级以后，这个除了头发以外毫无特色的男人便开始担任他的副官这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