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长假，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
为了不给其他人添麻烦，我推掉了所有应酬。我明确告诉所有打电话跟我联系的朋友，最近检察院正在对我调查，不要给我打电话，以免自己*烧身。
我已经习惯了晚上应酬和加班工作，为了不让妻子和小孩担心，长假中我要么上午呆在家里看电视，要么陪妻子和孩子逛逛附近的公园，一到下午3点左右，我就以有应酬为由，开车到公司看看文件、资料。
5月1日晚上，我在公司非常意外地遇到了曹志雄、姚丽、刘心宇三人。我用“非常意外”这个词，是因为平时除了特别紧急的任务，我一向不主张别人跟我一样晚上加班，以免引起员工家属的不满。特别是刘心宇作为证券投资部经理，平时白天都在证券公司提供的大户室上班，一星期难得在公司见着其几回，最近一个月更是很少在公司露面。没有我出面召集，他们三人怎么会在五·一长假的晚上到公司加班呢。
可惜由于我对他们一贯发自内心的信任，没有在意他们这一反常的举动。
我进公司大楼时，看到曹志雄办公室有灯光，当时感到有些奇怪，志雄怎么会在办公室呢，莫非前一天下班时忘了关灯。上楼后，我没有进自己办公室，径自走向志雄办公室，推门就看见曹志雄、姚丽、刘心宇三人围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叠资料。
我吃惊地问：“你们怎么都在加班？”
他们三人看到我吃了一惊。志雄抢着说：“我们把康达股票的帐再理一理。”
“志雄的责任心就是qiáng，大过节的还加什么班。”我带着赞赏的口气道，边说边走到他们身边找地方坐下。
“康达股票转让协议签署的日期是1998年5月25日，可是当时临江东南贸易投资公司、临江东南贸易实业公司两家的法人代表仍然是李惟康，工商登记还没有换成我，如何自圆其说还得琢磨一下。”曹志雄拿着手中一份协议对我说。
我接过这份协议看了，印象中的确授权签署过这个文件，但何时签署的这个协议，其中又有什么猫腻，我一无所知。
我以对他们一贯的信任态度，大大咧咧地说：“这还不简单，李总早已经退休，我授权你签名很正常呀，这有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这个日期是倒签的，商量康达股票协议转让是1998年12月初的事。”曹志雄吞吞吐吐地说。
见志雄似乎有些为难的样子，我把协议又仔细看了一遍，实在看不出有任何问题——因为在我印象中流通股早就完全抛售了，而且流通股是绝对不可能通过协议来转让的，只能在股票市场上公开竞价jiāo易。我对他们说：“法人股按净资产转让没有任何问题，检察院不会关心的，你们怎么解释都可以。”
“曹总、姚总，程董这么晚到公司一定是有事，我们不打扰他，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到公司会议室去商量？”刘心宇明显有些慌乱，竟然对我下了逐客令。我当时甚至认为他在保护我，所以丝毫没有在意。直至后来他从检察院出来，对我翻脸拿出两份报告、两个协议时，我苦苦思索了一个多小时，才明白了其中隐藏的秘密和陷阱。
“好吧。细节我们去会议室商量，不打扰您了。”志雄对我说。
“还是我走，你们就在这里继续谈。”我连忙道。我当然不好意思对他们说，我是骗妻子出门的，其实到办公室什么事没有，只是不愿意呆在冷冰冰的家里。
后来在庭审中，面对曹志雄、姚丽、刘心宇对我的指控，质证时我曾试图用5月1日晚我看到过他们背着我商量康达股票的事，说明我的确始终不清楚康达股票违规cao作的事，遗憾的是曹志雄、刘心宇两人一致否认有过这次碰头。我只好在随后的自我辩护中主动放弃了这一重要证据，因为我知道法庭只相信有证据的事实，更不会采信被告人没有其他有力证据佐证的无罪辩解，何况这样的旁证作用本来十分有限。
在捱过了三年多冤狱，经历了一系列无qíng的背叛之后，偶尔我会想起，假如当天晚上我能对他们这次“意外碰头”商量股票的事引起警觉，及时发现刘心宇对我和其他公司领导的刻意隐瞒欺骗，消除曹志雄、姚丽和其他涉案当事人对我推卸责任的误解，果断地查清事qíng的来龙去脉，如实向检察院报告，其实股票违规jiāo易只是财务上的cao作失误，根本不存在犯罪故意，是不是我和东南贸易集团的历史就会改写？至今我还是相信曹志雄等人，当初并非象刘心宇一样对我刻意隐瞒欺骗，而是在维护东南贸易集团利益的心理作用下，被刘心宇欺骗玩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