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澜顾不上他，印度那大批货到了，这次全部走陆路，一路的关卡已经很熟悉了，料想不会有事。杜云峰肺炎之后，每天脸红扑扑的，不是个好红，放以前，这就是肺痨，不死人的病，要是不赶紧治病除根，以后拖拖拉拉跟一辈子，早晚得活活咳死。所以这次他打算自己跟货，杜云峰一开始不同意，死活要一起去，周澜真动气了，拿出了小时候训对方那个劲头，一顿道理加脸色，对方才勉强不说话了。
都跑得轻车熟路了，周澜觉得杜云峰过于紧张了，但为了安全起见，这次走，他几乎全副武装，大衣里藏了两把勃朗宁，袜桩里别了一把短匕首。
货多，马车多，人多，除了李伯年留了两个人在程家大院坐镇，其他二十多口子全部出动了。
进热河，走承德，一路顺顺利利，到了山海关，他二十多辆马车，个个剁得好高的棉纱，排成一队等着过关，本来担心了一阵，不过看到关卡处还是那个打过交道的藤田队长，就安下心来，拉出准备好的皮箱，这次货多，整整预备了一大箱的美钞，打开皮箱，预先包好的大大小小牛皮纸袋，捆得糕点一般。他拎出重重的一袋，往关卡处去了。
留下糕点，马车放行，浩浩荡荡的进了关。只要进了山海关就好办，这几乎是入关的唯一陆地通道，最难的一关就过了。
所有人都放松下来，这倒腾烟土和土匪砸响窑其实一样危险，谁要看上你这批货，和真金白银没啥两样，肯定不要命的抢。日本人可以用钱打发，山贼可不一定，幸好有二三十条枪武装自己，一般的山贼看到这些家伙，也就只剩贼心，没贼胆了。
出津十几天后，人马到了兴城县，竟然出事了。
本来就是个小关卡，给钱过境，但从进了县城就开始不对劲了，关东军调整布防，原来的旧门路不见了，新日本兵哇啦哇啦喊着日语，到处一队队的巡逻，勘察地形。周澜不能退出去，也不能出关，万般无奈，只得打算在县城蛰伏下来，使了大钱租下县衙的仓库，正卸货，不知怎么就招来了日本兵，手下的人都是土匪出身，推推搡搡间不知谁擦枪走火，然后就彻底开战了，刚换防的日本军重型武器还没到，混合着兴城县保安团的伪军，把县衙围了个团团紧。县衙还算结实，没炮轰不烂，几次往里冲都被院子里飞出的枪子挡了回去。
周澜急了，总这么憋着不是办法，总有弹尽粮绝的时候，日本人早晚会使用重武器，不需要飞机坦克，只需几发迫击炮就能把院子里炸个七七八八，县衙里的电话已经掐断了，他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坚持了两天两夜，外墙上密密麻麻的弹孔，好几个兄弟受了伤，人少，周澜也得往上顶，子弹不长眼，对射中，他的右手掌心被一颗子弹打穿，子弹带着惯性，把人从墙头上掀下来，他摔了个狗啃屎，他楞眉楞眼的爬坐起来，看看手，脑子里空白了一瞬间，有人跑过来给他包扎，他已经麻木在哒哒的枪声里。
如果投降了，未必能活，这一屋子的鸦片肯定是保不住了，这是他全部的本钱，没钱的话——他还怎么活?在他的逻辑里，钱就是命，你可以抢我孩子，但你不能动我钱。周澜一咬牙，吼了一句：“跟他们拼了，老子死了，鸦片全烧了，谁他*妈的都别想拿到手!”
三天油盐未进，一秒钟没合过眼，枪声稀疏下来，子弹所剩无几了，日本翻译在外边喊话：投降不杀。
周澜摇摇晃晃爬上墙头，伤手握枪，忍痛击发扳机，枪声又再响起，只是不再刺耳，好像离得远远的，闷声闷响，他站在墙头开枪，连隐蔽都不找，一点不害怕，做梦似的，身边的一个兄弟脑袋开了花，血崩到他的眼睛里，红色的一片，揉揉眼睛，又仿佛淡了一些，火辣辣的疼，他踉踉跄跄的爬下墙头，打开库房的门，往成堆的棉纱包上泼汽油，
他怕死，更怕没钱，走也要带着钱走。
可总有怕死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同甘共苦，终于有人偷偷打开了县衙大门，保安团的伪军一拥而入，身后是荷枪实弹的日本人。周澜被人按在地上，脸贴着砂石地面，挣扎中，额头蹭破流血，和着血的泥浆蹭得满头满身，手里的打火机已经点燃，可无论如何也扔不出去，有人用枪托砸了他的后脑勺。
周澜在晕沉中醒来，眼前是黑黢黢的屋顶，有昏黄的光从粗木桩的栏杆照进来，栏杆投影到三面无窗的水泥糙墙上——进了县衙牢房。他后脑剧痛，下意识的抬手去摸，锁链响，铸铁的手铐锁住两只手，被打穿的手掌上还有胡乱包扎的布条，和着血泥，几乎融为一体。他只能同时抬起两只手去摸，其实摸也白摸，那些污血已经分不清是后脑勺的还是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