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是特别凄凉地一笑，摇摇头，说：“傻孩子。”
我离开派出所的时候，她依旧在大厅里坐着，整个人瘦小得可怜，直勾勾地盯着地砖，不知道在想什么。
和每次课堂上陷入虚无中的时候一模一样。
课堂上，她会忽然朝我看过来，点我回答一些无厘头的问题—然而这一次，她没有再抬头看我。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赖春阳。
我们长大了，心目中的老师早已不是当年比父母不无所不能的伟岸形象了。我们不会再任由不讲道理的老师欺凌，也不会再对他们和常人一样的脆弱与无能为力表示惊诧。他们只是从事着教师这份职业的普通人，也会犯错，也有柴米油盐的生活要烦恼。
比如张平永远没办法将五班的平均成绩提上来，常常挨教导主任训，和女朋友分手后神情恍惚，瘦了好几圈。
又比如一班的班主任俞丹在这个节骨眼儿怀孕了，家长联名上书要求换班主任，因为高三这个关键时期不能被一位无法专注精力的女老师耽误;而俞丹则拒不让位，因为一班是状元苗子班，她怎么能将培育两年的胜利果实拱手让人。
再比如赖春阳。
有时候看着他们，我会忽然感恩起来。
我的生活是单线程任务，不必选择，不必割舍，不必挣扎，只要学习就好了，只要奔着那个目标跑过去就行了，别迷惑。
所有大人都致力于让我们不要为其他的事情分神，愿意代劳除了复习之外所有的烦恼，清除障碍，阻塞岔路，只要跑就好了，越快越好。
总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一个充满烦恼的大人，捡起芝麻丢西瓜，怎么活都好像哪里不对劲儿。
那一天总会来。
我会是一个怎样的大人呢?
我转头去看身边正在为最后一次竞赛而分秒必争的余淮。自然而然地想起两年前新生报到那天，我没头没脑地问他，如果你也变成了孩子他爹，你会是什么样子呢?
现在我依然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同的是，我更想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那一天。
高一放假，高三毕业，只有我们高二年级还游荡在这座略显空旷的大楼里。
不到两个越的暑假被克扣掉了一个月，用来补课。最后一个月学习新课程的时间，高三正式一开始，我们就将要全体进入第一轮复习。
酷热的夏天，教室力里面三台吊扇一同转，转成了三台热乎乎的电吹风，根本无法消解人心里的烦躁。教室的地上摆着好几盆谁，老师说这样降温，恐怕也是心理作用。
不过对简单来说是真的降温。因为她常常会晕乎乎地站起来，一脚踏翘水盆溅自己一身。
每当这时候，我们几个都会大笑，笑着笑着，β和我的眼神都会变得格外暗淡。
简单现在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所以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在课堂上撑不住睡着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支水笔。
而韩叙只是坐在位置上一动不动地看书，跟坐在他身后的贝霖一样，像是周围的一切热闹都与他们无关。
我紧紧地盯着那两个沉静如两尊佛的人。
知道一旁忙着做竞赛练习题的余淮都忍不住伸出手轻轻地拍拍我，说：“耿耿，别看了。”
贝霖是高二刚开学的时候转到我们班来的。
文理分科之后，三班和七班被学校无情地拆散了，班号和教室都空出来，选文的同学们集体入驻，就这样组成了两个崭新的文科班。而三班和七班原本学理科的同学则被平均分配到了其他班级。
当然，“其他的班级”是不包括“贵族一班”和“贵族二班”这两个连篮球联赛上都能动手打起来的死对头的。
贝霖和另外三个同学就是在这时候转入五班的。
她戴一副眼睛，长得白皙文静，却剪着很短的头发;因为个子略高，她被张平安排在了最后一排，刚好坐在了韩叙的背后。β向来对新同学充满兴趣，她自己的外号又叫作β，因此想要和贝霖交个朋友，来个“贝氏姐妹花”这种可以进军三十年代上海滩百乐门的新组合什么的。
然而，贝霖不理任何人。
同事学习狂的朱瑶不过就是很勤奋，虽然为了节约学习时间而逃避扫除、在乎成绩。但还是个喜欢凑热闹的十七岁姑娘，“一二·九”大合唱之后跟我缓和了关系，常常会回过头跟我聊几句天，余淮不在时，她也愿意给我讲两道习题——反正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在任何一门课上比她考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