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过几天再说。”霍启渝语气终于轻松了些，“你明天还有活动，不打扰你了，晚安。”
“晚安。”
北京一处酒店，霍启渝挂了电话，在窗台上深吸一口气。
他想起很多年前，他在离岛问沈嵘有没有想过公开支持中方的后果，沈嵘放下茶杯，无所谓道：“无论有什么后果，对我来讲都值得。”
他做出那个选择时没有迟疑，后来因此身死人手，也从未后悔过。而相似的境地，沈乔也丝毫没有考虑境外的封杀，对他的演艺事业可能有的后果。
果然是一家人啊。
颁奖典礼在2月23日举行。此前试映会《年华》好评如潮，评审团主席又是凯斯特纳。整个剧组都清楚此番必然不会空手而归。至于具体得哪个奖，反而并不是他们特别关心的问题，或者说正是因为都知道答案，才不愿在尘埃落定前挑明。
柏林电影节规定最佳新导演年龄三十五岁以下、拍摄作品五部以下，作为主竞赛单元唯一一个满足条件的导演，他获得这个奖项的确是实至名归。再次走上欧洲三大电影节的领奖台，他再没有了当年在威尼斯的局促。发表获奖感言时他看着台下的观众，他们目光中的惊奇那样熟悉------五年前的托尼奖颁奖典礼，那些人也用这样的目光看着沈乔。
明明应该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他却有些突兀地感受到了一丝冰冷，那种生疏的陌生。他停顿了片刻，说完了剩下的小半段，便拿着奖杯下台了。
在整个柏林电影节的奖项设置中，最佳新导演其实算不上什么大奖。后来的奖项分量渐重，场上的气氛也越发热烈。终于到了最佳男演员的颁发，这个在最佳影片金熊奖和银熊奖之前，最后一个大奖。
赵文彦下意识看向沈乔，当年在威尼斯，颁发最佳男演员时他还在和关蕴颖聊天，全然没想到这个奖会落到自己头上，但现在，他专注地盯着颁奖嘉宾，眼中难掩期待。
他有了期望，知道自己有获奖的可能，可他还没学会掩饰这一点。
有一瞬间，他忽然有些期望马上被念出的名字并不是沈乔：他过得太顺，总该在适当的时侯被打击一下，体会旁人习以为常的希望落空。这种想法终结并不是因为他的愧疚，而是下一刻，颁奖嘉宾念出的那个名字：
“Joe·Hobbes，《Disappear》，China！”
整个剧组顿时沸腾。沈乔站起身，再没有当年在威尼斯的些微局促，平静镇定地看待周遭的掌声，以及那个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奖项。他没有对谁说话，没有拥抱谁，只是一步步走到领奖台上，拿走他的奖杯，再发表他的获奖感言。
所有的相机和灯光都对着他，人们兴致勃勃地等待着这个年纪轻轻就获得两座国际A类电影节奖杯的华裔影帝开始演讲。他拿过话筒，一开口却是中文：
“能获得这个奖，我非常开心。”他说，“但我更开心的，是在我上台之前接到的一个通知------我的国籍申请通过了，从今往后，我可以名正言顺地说，我是中国人。”
第八十章 ：
“我出生在香港，在七岁以前，我是英国的二等公民，七岁以后，改变国籍的我同养父生活在伦敦，可我知道，我和身边的人并不一样。”
“我没有金色的头发、蓝色或绿色的眼睛，我的轮廓没有他们深刻，也没有英国腔调的口语。我并不以为我父母所赋予我的容貌与血脉是能被种族歧视者贬低的事物，但生活在那样的环境，我仍旧感受到了极度的孤独：我身边的人，他们也许也喜欢我，爱着我，可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的同胞，不是我的同类人。”
“年长后我到美国求学，根据美国戏剧学院的宿舍分配原则，我拥有了一位亚裔室友，就是《Disappear》的导演，刚刚上过台的赵。通过他，我认识了更多的亚裔，更多的同胞，我喜欢他们，喜欢和他们相处时的轻松。在1996年，我第一次罔顾家人的安排，选择回到我的故土。”
“儿时在香港的记忆已经模糊，我来到中国时对此全无了解，可从我看到北京的航站楼，看到机场里和我面容相似的人时，我终于确信：这是我的家乡，我的故土。我爱这里，我也喜欢这里，生活在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我就是那条回到水中的鱼。”
“可隐约的，有个声音也在提示着我，我和我的朋友们仍旧有着不一样的地方。我出生在香港，我的国籍在英国，电影片头我的名字要打上外籍人士的备注，我在海外拿奖，某种意义上也不是为中国争光添彩，就连我的故乡，香港，它仍旧在殖民者的统治之下，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这样的认知令我如鲠在喉，我迫切地期盼，我能像我的长辈与朋友们一样，做一个真正的，各种意义上都无可挑剔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