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高中之后，才有机会从那些父亲没来得及带走的藏书中了解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费曼物理学讲义》、《弦论讲义》、《纠缠熵与共形理论》，还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或许在我痛苦地咽下他端出的寡淡无味的饭菜时，他也在痛苦地忍受日复一日的贫瘠而雷同的人生。
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也从来没有指责过父亲什么。她细心收集报纸上的每一则招聘启事，带回家来一条一条和父亲商量，大多数是小学或初中的教师职位，有时候也有其他单位的文职。父亲起初总是拒绝，但最终还是同意先去试试，他坚持不要母亲陪同，一个人跨上那辆笨重的二八式自行车，脊背在清晨的寒风中微微佝偻。他回来时夕阳正好从客厅的窗户渗进来，把大半个屋子铺满浅红色的光晕，母亲从厨房中探出身来，他苦涩地摇头，母亲也就不再说什么，给他盛出满满一大碗面疙瘩，熟练地拌好醋和辣椒。
母亲唯一一次表达出提高生活品质的愿望，是在某天半夜，当尖叫和撕打声猝然响起，惊醒了整栋楼的壁灯，我听到她带着朦胧的睡意对父亲说：“赶紧找个新工作吧，能分到宿舍的话，咱们就搬出去。”
其实严格来讲，这不是对生活品质的期望，而是对安全感的追求——住我家对门的女人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她曾经在深夜狂躁地捶响我家的房门，指甲抓挠着门上的铁纱，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野兽。
那天母亲值夜班，父亲打开了内侧的木门，隔着透明的防盗门与她对峙。她绝望而不甘地喊着什么，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清；不过就着楼道内灰败的灯光，我看到她圆睁的、发红的、高高凸起的眼睛——透过她满脸冰冷而粘腻的长发。
父亲皱着眉头，试图与她交流。他一遍遍地重复：“我没有药，我们没有药。你家里有人吗？”语气近乎温柔。
这时我才听出来，那个女人说自己头痛，央求父亲给她“药”。父亲转而呼喊她的家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赶快掩上门，把那凄厉的叫声隔绝在外——面对浑身酸臭的收破烂的老头、头发盘曲虬结的乞丐、街边疯跑满脸涎水的傻子，父亲总是怀有某种异样的温情，与我们这些普通人避之不及的态度大相径庭，却也与那些高高在上眼含怜悯的人截然不同，我隐约感觉到，那更像一种感同身受的关怀，甚至是兔死狐悲的哀怜。现在看来，这女人显然也在他同情的范围之内。
犹豫了半晌，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拂过我的发顶：“回床上去，锁好卧室。”
我下意识拽住他，急得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你不能出去！她是……疯子！我……我不一个人……”
他脱开我的手，慢慢拧开防盗门上的锁扣，闪身出去，立刻把门重新关好。那女人抓住他的腿，紧绷发白的指节揉皱了他平整的裤脚，我看见他弯下腰，温柔地握着她的手，试图架起她。
平心而论，那女人苍白而枯槁，几乎不可能威胁父亲的安全，但她眼睛里始终燃烧着疯狂的火焰，炽烈得像能吞没一切。在我屏住呼吸，生怕哪一瞬间她就把细瘦尖利的指爪伸向父亲的喉咙时，她家的大门猛然打开，一个少年惊慌失措地跑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江上客。他明显不合身的宽大衣服上满布褶皱、油污和焦痕，脸上初生的胡茬在昏暗的灯下形成柔软的青影，但这些全都无损于他的容貌——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在秀美与英挺之间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这副容貌，以及他好听的名字，不禁让人推测，那疯女人曾拥有一段如何清新又绮艳的韶华。
父亲帮他把他母亲扶回了家，第二天晚上他拎了半斤苹果过来道歉。他刚上高二，下了晚自习回来要安抚母亲睡下，之后还要写作业，一不留神趴在桌上睡熟，连母亲跑出去都没听见。至于他父亲在哪里，他母亲又是为什么变成这副模样，他不提，也没有人问。母亲留了一个苹果，余下的仍替他提回家里，父亲为他打开门，说若他念书辛苦，请他有事随时来我们家里。母亲看父亲一眼，轻轻叹了口气，到底没有说话。
父亲找不到新工作。母亲开始白班连着夜班上，周末也不休息，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父亲渐渐承担了所有家务，终于学会像母亲那样老练地漂净衣服上的泡沫。有一天我看见他在楼道里踢到一个霉烂的苹果，迟疑了一下，还是捡起来拿进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