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开始正式地与父亲谈离婚的事。如果我回家时放轻脚步，在楼道里静静站一会儿，或者夜里假装睡着，竖起耳朵躺在床上，就能清晰地听到他们的说话声。两人都很冷静，母亲的镇定超乎我的想象，事实上她甚至一直劝说父亲与她解除婚姻关系，说父亲找到了生活目标，她现在过得也不错，分开对大家都是好事。
那段时间我忽然发现自己厌倦了平淡的校园生活。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我练习册上大片的空白叹气，并不斥骂，反而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为家里的事耽误自己。我并不解释，也并不悔改，依旧我行我素。一天母亲突然来接我放学，我们推着自行车慢慢地走，一路没有人说话。把车停在小区的地下室之后，她抱着我哭起来，说我这样不求上进，如果她不在了我该怎么办。
现在想来，大约那时她就感到了腹腔的疼痛，也预料到了日后的命运。但当时的我尚懵懂无知，无法感受到她话语中浓烈的悲情，只是感觉她的泪水一滴滴淌进我干涸的心田。同时我敏锐地意识到，母亲已经把父亲排除在我们的明天之外了。
我考上了市重点高中，也是江上客曾经的学校。在中考出成绩的那天，母亲与父亲去民政局办了手续，当天父亲就搬出去了。他只带走了自己的衣物和一些书，挑挑拣拣之后还留下几本书在我床上，说我以后可能用得上，目光温柔地掠过我的面颊。我站在窗边，看他弯下高瘦的身躯，笨拙而吃力地把不大的行李箱搬到自行车后座上，趔趔趄趄地骑出去，把握不好平衡，差点摔倒在地，而江上客从远处奔来，把行李箱搬到了自己的自行车上。
望着他们并肩离去的身影，我居然感到如释重负，好像目送离群的孤鸟回归雁阵，或漂泊的游子踏上归途。父亲好像从来都不属于这里，我开始有点理解母亲的想法了。
父亲每月都寄钱回来。他住在他的辅导学校里。下晚自习的时候，我常常看见那栋小楼里亮着一盏孤灯，窗口映出父亲的身影，瘦削，而且更为寥落。他不过是从一个旅驿搬到另一个旅驿罢了，那颗寄客之心，仍未寻得故土的安宁。
江上客很有做生意的头脑。辅导学校的人时常来我们学校门口发一些宣传单，号称拿着过去就有优惠。一年之后这些宣传单一夜之间全部销声匿迹，那栋小楼的灯光也不再亮起。闲谈时我无意与人聊起这个话题，才得知那个学校被人举报，名声下滑，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了解内情的同学故作神秘，说那学校的一位物理老师是个变态。见我不解，凑到我耳边小声解释道，就是同性恋，据说他之前还是位大学老师，也是为这个被开除了。
我下意识说了一句，不可能吧。
那个人撇撇嘴，怎么不可能呀，他和一个男人搂搂抱抱，叫人撞见了，有一大帮人去闹，学校都差点给砸了。我一脸呆怔，不知应该作何反应，他有点失望，对我皱起眉头说，同性恋啊，会得艾滋的，多恶心啊。
是真的吗？是父亲吗？我不敢问，更不敢想。但不久江上客就在晚上放学后到学校门口堵我，急切地问我知不知道父亲的去向。
他吞吞吐吐，只是含糊地说他父亲又来找他，他不愿跟他父亲走，他父亲就想办法搞垮了他的事业。我告诉他父亲从没有回家，他“哦”一声，点了一根烟，熟练得完全像一个在社会上游刃有余的成熟男人，只是眼神中还透着失落与迷惘。
我对父亲的了解比江上客还少，因此也不能给出什么有用的建议。但我仍然未免感到气愤，指责江上客连累父亲，以至他不仅生计无着落，连声名都要受损。
我隐约猜到这段轶事中的另一个男主角是谁。我指望江上客能怒气冲冲地反驳我，告诉我不要听人乱讲，告诉我父亲完全是受人陷害，告诉我那些传言全是子虚乌有。可他只是默默听着，不做辩解，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腕上的手表。
我认出那正是他赠予父亲的那块，心头一悚，渐渐住了口。他合拢风衣，对我寂寥地笑笑，请我相信父亲，说他从来是个起身走入放学时川流不息的人群。我似乎看到他抬起手腕，近乎虔诚地闭起眼睛亲吻那只手表，但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消失在喧阗的人潮中。
后来在某个街角，我好像认出了父亲骑着自行车的背影。他蹬车的动作很费力，仅仅通过那佝偻起来的、苍老又沉默的脊背，我就能够想象到他蹙起的眉峰和紧绷的嘴角。当他逆着人群向前，在车流中艰难地挤出一道缝隙，我感觉连他破开的空气都折转而回，沉甸甸压在他的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