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知道他有一个妻子的，据说还是我们学校一个很杰出优秀的女研究员，但我从来没见过她，有人说她学校革职，也有人摆摆手，叫我不要再问。
我想那是他的伤心事，所以从不主动问起，他倒是常把她的名字挂在嘴边，还说我很像她，连使用移液管的错误习惯都很相似。
可当我一没忍住追问时，他只是笑笑说，说来话长。
年轻的时候，我以为“说来话长”这个词正如字典释义那般不是什么好词，不过是为那些不愿回忆起的往事盖上了一块布，挡一挡灰尘，掩一掩难堪，为往事不堪回首的找了个能保留一点点体面的词儿。
那时还不懂这个词在恋人之间也可以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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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他在谈起自己伴侣时，眉眼间非但没有半点落寞，反而更加神采奕奕，还带着掩盖不住的温柔劲儿，香烟一根一根地递到嘴里，仿佛那是他这辈子最高的成就。
他们从小就认识，两个人都是桐城老一辈上层名流的后代，小时候在一个先生手底下念得私塾，后来又一起出国留的学，回国之后被桐大特聘过去当教师，当时学校里的生物实验室只有两个，他们俩一个分管一个。
本来也是对受人羡慕的青梅竹马，虽然追求过程中的坎坷只有我老师自己的能体会。
可惜好景不长。
出事是在他们准备结婚的那年，在一次实验课的授课过程中，用作实验样本的羊，在实验前，负责免疫检查的实验员因酗酒过度未能按规定进行免疫检查，以至于携带了布鲁氏菌的山羊进入了解剖室的课堂，那节课的授课教师就是老师当年的伴侣。
“当年的染病人员包含了一名教师，以及三十六名学生。”他讲到这儿的时候不再笑了，像个没有感情的新闻播报员，“这个病的最初症状是发热多汗，当时是在冬天，大多人都以为是着凉了，就没有人在意，直到后来开始出现站不起来的。”
他摊摊手，眉尾耷拉下来，显得有些无奈，“大概用了四个月，我们才通过血清确认是感染了布病，我立刻向学校提出申请，成立布病防控领导小组，可学校为了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优先采取的措施是上过那堂课的所有学生隔离，但他们不知道这事在学生之间的传播速度有多快，隔离之后很快又出现了人传人的谣言，一时间人心惶惶，学生罢课，家长闹事，而那个负责检验的实验员连夜跑了，所有的矛头最后全部指向了她，说她防护不到位，说她实验不规范。”
他边说边摇头咂嘴，仿佛从嘴里吐出来的是愚蠢的笑话，“我不怪他们，他们不知道那个年代的最高的防护措施水平也就那样，他们只会讨伐自己所能看见的。”
我渐渐地被他的故事带了进去。
他的伴侣在那场事故之中失去了很多，她失去了她的双腿，失去了为人母的资格，她德高望重的父亲也因此遭人辱骂唾弃，家门上日复一日的挂着横幅，还我儿子的下半生。
然后我的老师失去了他的伴侣。
他说他是看着她从工地最高的架子上一跃而下，他试图去和她沟通，可那双眼睛里什么都没有。
和现在的我一样。
老师说她做了最坏的选择，所以她不知道当年那个酗酒的实验员主动回来认了罪，她不知道她父亲的支持者们一如既往地站出来为他发声，她不知道她亲手带出来的学生们在痛苦之余还能感受到她身上的痛苦，她不知道那个锲而不舍追求她的人日夜不眠地赶制出了能救命的疫苗。
因为她做了最坏的选择，她不知道在坚持一下，后来的每一天都可以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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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体内的肿瘤细胞在三个月之后逐渐稳定，我带他搬进了学校分给教工的公寓里，狭窄逼仄，只有一扇小窗户的屋子。
我也说不清老师那天的话对我到底有没有影响，但是我承认，在意识到宋嘉遥把我们的房子换成了钱之后，我确实想过要离开。它在我眼里早就不是一个屋子那么简单，它是带着亮堂窗子的厨房，是我以为生活见亮了的那个亮，是我宁可去借贷都不愿意放弃的和宋嘉遥的未来，虽然事实证明，这么做的我傻/逼/透/顶。
不过他的话还是挺对的，咬牙挺过了那三个月，后续确实走了不少的狗屎运。
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家那个小镇子要改造成景区，过去的老房子拆迁了，地产商也大方，分得了好大一笔钱，一下子解决了我的债务危机。
其次就是生物技术在医学方面逐渐展露出头角，我们这个新兴专业也引起了各大高校的重视，开始扩招学生，老师自然也是需要的，于是我这个留校多年的没费什么力气就当上了授课教师，不过只是教一些和专业相关的选修课，老师总说我像个木头人，教学内容一点吸引力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