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谢兰生的英语水平在国人里是非常好的。他本身是全校前三，分数都能上科大了，他还生在首都北京，很早就有收音机了，自己学《许国璋英语》。而那时候中国学生普遍不行的口语，他居然还好。他常常去北京公园的“英语角”跟人聊天，每回准备一个话题，那儿总有一些“老外”，他就听听人家说的。他也经常看内参片，每周一次甚至两次，琢磨剧本、琢磨台词，发音要比别人地道些。四年前拍《生根》那会又跟莘野也学了些，后来为了参加比赛还更努力地报班练习，比在当年在学校时又进步了。1995年，北京也有外教了。
莘野把相对小的专访放在前面，把几个大的专访放在后头，谢兰生则按照顺序，一个一个地聊过去。
这天，兰生做了参赛以来最重要的一个专访。
对方是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来电话的。记者去了莘野房间，莘野直接拨通号码，并且坐在记者旁边随时准备充当翻译。谢兰生的水平他知道，可能会突然卡壳，也可能不会。
电话接通，记者Leon问：“您好，是谢导吗？”
谢兰生说：“您好，对，谢兰生。”
那边Leon说：“我是德国《xxxx》的记者Leon……”
介绍过去，进入正题。
第一part是关于《圆满》的。
Leon问了不少问题出来，比如：“您最初是如何想到把同志当主角的呢？”
“嗯，”谢兰生说，“我知道，同志权益这个话题正在欧美受到关注，其实，在中国也是一样。今年‘世界妇女大会’刚在北京成功举办，同志权益这些东西在大会上被讨论了。北京组织中国彩虹刚发布了公开信。我在北京王府井也见过同志做活动，虽然……立刻就被扫摊了。我注意到，在中国的这个群体与欧美的现状不同，他们需要结婚生子，会面临家庭压力……另外，事实上，同志只是一面镜子，我想讲的还要更多。如同‘郎英’说的那样，在东亚文化里，集体主义、集体荣辱的重要的一个部分。人都要为集体买单，于是形成集体压迫……”
说完，又道：“当然，从同志的角度入手，也是因为……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爱的坦荡，让我开始思考这些了。最终，我是认同他想法的。”
Leon追问：“这个朋友喜欢男人？”
“嗯。”
“那他现在是幸福的？”
谢兰生顿了顿，听着对面一片沉默，说：“现在还没，马上了。他们就要在一起了。”说完，他似乎能想象莘野在那边的一声轻笑，自己心里也甜滋滋的。
“好，”Leon抛出第二个问题，“这部电影的资金是从哪来的？演员呢？”
“嗯……”这个问题谢兰生也准备过。
15分钟后，10个问题全部问完了，Leon把话题从电影上直接切到兰生身上。
几个问题后，他又问了让谢兰生很像异类的那个问题：“您有什么兴趣爱好？”
“……”谢兰生又只好回答，“看电影、拍电影。”
“我意思是，除了电影。”
“没了。”谢兰生说，“我几乎把所有时间全都放在电影上了，从来没有别的事情让我觉得更加有趣。”
“Wow……That’s crazy。”Leon似乎被震住了。
专访最后一个部分是关于中国电影业的，谢兰生也针对问题一个一个认真答了。
然而，没有想到，就在专访要结束前，Leon他突然语气一变，极具进攻性地说：“谢导，我这里有一组数据。1995年，中国卖出60万台VCD，预计1996年，数字会是600万台。中国人在各级城市疯狂抢购盗版电影，他们看的比谁都多，花钱比谁都少。我这里有一些照片……莘野先生可以看到，中国人在购买盗版，一个一个喜笑颜开。这完全是变相盗窃。电影人们付出一切却得不到任何报酬。谢导，我想问，你们难道不羞耻吗？”
谢兰生呆了。
Leon在刚刚用了“ashamed of”，这个问题带着恶意。
谢兰生也不太知道Leon问题的真正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