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走了以后，我爸开始频繁出差，家里只有保姆阿姨，上下学是司机接放，零花钱管够……但日子突然变得很空。然后有一天，来接我的不是司机，是我舅舅，他问我想不想试试演戏。我舅舅那时候刚准备涉足电影圈，投资了一部电影，讲山村的一个故事，需要小演员。我就去了。”
“剧组很热闹，大人都很好，很照顾我。有一场戏我印象深刻，一场夜戏，我是那场戏的主角，当时所有的灯光都打在我身上，所有人都看着我，镜头都对着我，收音器在我头顶，我能看见乡间的尘土和蚊虫飞舞，我说台词时，所有人屏息静气。”
“我是这个爱上演员这个职业的。很俗，俗死了。”周嘉曜说。
他知道有些人以为他的爱是出于高尚的艺术情怀，但他自己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他在表演上的天赋更令许多人以为他有爱又有灵气，前途无量，他一度也这么以为，他当然热爱表演和电影，但最初的本质只是为了逃避现世生活和感受万众瞩目。
而当你在一条路上走了足够远，你便很难再放下它。
如果周嘉曜幸运，那么他会做一个演员，演到七老八十，仍然是充满热情、魅力无限。
但他不幸。
“后来借着我舅舅的关系，还有因为我表现出的不错的天分被一些有名的导演编剧看上，我演了一些电影，甚至有了挑剧本的机会。十三岁，我演了《骄阳》，这部电影次年参展斐列川电影节，获得七项提名，最后我拿奖了，最佳男主。《骄阳》后来还拿了很多国内的奖，我的金蝴蝶也是那时候拿的。”
季崇舟想，好厉害。这就是天才和普通人的差距。
“风头无两，就是我当时的感受，我那时候很快乐，继续挑新的电影演，《星影摇欲坠》就是那个时期拍的。然后我妈带着小晖回家了，那年我十七岁，小晖十三岁。”
当这个破碎的家庭重新聚集在一起，周嘉曜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所有人都发生了改变，但他那时还没有意识到，改变最大的是他那苍白瘦弱的弟弟，他只发现弟弟小时候那种灵动的眸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怯怯的暗淡。
他还发现，妈妈没有那么喜欢弟弟了。
妈妈苍老了，疲倦克制不住地从她身上的每一个毛孔溢出来。
“我很欢迎他们回家，我觉得这样我的家庭就完整了。小时候我喊弟弟周嘉晖，那时候他太小，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但是他重新回来以后，为了拉近彼此的关系，而且我那时自觉自己是大人了，而弟弟还是孩子，我就和我妈一样，叫他小晖。”
“他仍然具备那些好的品质，某种意义上好的吧，乖巧，懂事，认真。我们重新相处，熟悉起来也很快，他身体似乎不好，说话总是弱弱的，回青州以后也转学到青州，有次说在学校有人好像欺负他，我说如果有人欺负你，你一定要反抗回去。我的经验是在剧组中形成的，你知道，剧组捧高踩低常有的事。我给他讲剧组里的事，他很感兴趣，我就多讲一些，但我后来又接了新电影，兼顾学业和事业，忙起来就顾不上他。”
“在家养了两年，他身体渐渐好了，脸上也有肉了，眼睛也重新亮起来了。事情发生在我二十岁生日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五号，我那时刚跟童妮拍完《甜甜》，在家看新剧本，我房间里开着空调，有点热，我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
周嘉曜的嗓音突然开始发涩。
他闭了闭眼，拍被子的手停下来，继续说：“小晖突然推门进来，说，哥哥，昨天有份礼物忘了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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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有份生日礼物，昨天忘了拿给你。”
周嘉晖走进周嘉曜的卧室，嘴里拟着“噔噔噔噔”的声音，把背在身后的手拿出来，捧着礼物盒递到周嘉曜面前。
周嘉曜那时已经腿长手长，脱离少年范畴，像个真正的大人了。他穿着背心，肌肉薄薄一层，是最漂亮的身材。他伸出手，结果礼物盒，礼物沉甸甸的，他挑眉问周嘉晖这是什么，周嘉晖说：“你自己打开看，还有别的呢。”
他跑去房门外拿，最后把东西摆摆好。
递到周嘉曜手里的是一瓶红酒，他从房门外拿过来的是三脚架和相机。他熟练地把相机架号，对准周嘉曜，按下录像键。
周嘉曜没什么避讳，冲着相机笑了笑，指着它说：“这也是礼物吗？”
周嘉晖笑起来，用力点头：“嗯！”
十七岁的周嘉晖，个头长到了一米八，看脸却完全还是孩子，笑起来满是不谙世事的天真。点完头，他又想起来：“还没拿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