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沈槐还是第一时间向狄仁杰报告了沈珺的来信，信中牵涉狄景晖和袁从英的地方，他都一字不漏地对狄仁杰详细复述。狄仁杰听着也很惊诧，得知袁从英一行三人安然无恙地渡过黄河时，他亦难掩发自内心的欣慰之色。
将始末原委都了解清楚后，狄仁杰很快便恢复了平常的冷静，许了沈槐几天假期，让他尽快在尚贤坊内找个安静的小院落，用于安顿沈珺，还相当周到地派了狄忠给他帮忙。沈珺的信上只写了动身的日期，沈槐大致算出他们就该在这几日到达洛阳，便自前天起从早到晚候在狄府门边，哪里都不敢去，静待沈珺找上门来。
于是沈槐就在这个正月“晦日”的傍晚，等到了梅迎春。关于梅迎春，沈珺也在书信中作了简单的介绍，语气中全是感激之情。所以当这两个男人在狄府门前见礼时，彼此并不感到陌生。报出姓名，相互寒暄后，两人飞快地观察着对方，并迅速在心中写下了对对方初步的认识。沈槐为梅迎春的气度不凡而暗暗称奇，断定他的来历一定比沈珺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而梅迎春则像所有同时知道袁从英和沈槐的人一样，立即拿他们两人做了个比较：不论是外貌还是气质，相似之处都颇多，但又给人截然不同的感觉。
在领着沈槐去客栈的途中，梅迎春不露痕迹地打量着沈槐身上精干华丽的将军服色，脑海中浮现出那个漫长的除夕之夜，与袁从英、狄景晖在沈珺家中堂屋内饮酒谈话的场面，内心深处突然涌起强烈的感同身受之情，久久不能平静。
就在他们并肩离开狄府后不久，狄忠匆匆忙忙地来到狄仁杰的书房，报告了府门前发生的事情。狄仁杰长长地舒了口气，嘱咐狄忠小心候着，不论沈将军有任何需要，都要尽心安排。狄忠答应着退了出去，狄仁杰这才将十几天来反复在看的两封书信再次放到面前。这两封信都是在元宵节前后送来的，一封是老孙带回来的韩斌的信，而另一封信，连狄忠都没见到过，那是袁从英写来的，并以加封急件的军报方式传递，直接送到了狄阁老的手中。
因此沈槐并不知道，在他向狄仁杰陈述沈珺的来信时，年迈的宰相大人其实已经完完整整地了解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所以才能好整以暇地应对而不致表现得失态。
为了写这封信，袁从英考虑了很长时间。离开沈珺家以后的第一个晚上，在寄宿的客栈中，他彻夜未眠，反反复复地斟酌。最后落到笔端的，全部是最精确和详尽的事实，不遗漏一点有用的信息，也不带任何主观的感受，他的书信保持了一贯的风格，目的只有一个：让狄仁杰对即将到来的沈珺和梅迎春有预先的了解，从而能够做好充足的准备。无论如何，这是两个背景复杂的陌生人，对于狄仁杰来讲，就意味着某种危险。在信中，袁从英丝毫没有表现出自己对这两个人的好恶，极其冷静的描述甚至显得有些不通人情。只有狄仁杰熟悉袁从英的方式，并理解他的苦心：他不愿意以任何感情色彩来影响狄仁杰的判断。
但是一名戍边途中的折冲校尉，怎么会有权利向当朝宰相传递绝密的加急军报呢？这也是只有狄仁杰才知道的秘密。在狄忠给袁从英送行时带去的包裹中，有一份宰相手书的密令，据此，袁从英便可以利用沿途的驿站，向狄仁杰传递密信。狄仁杰这样做的确是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如果被人察知，便有私相勾连的嫌疑，因此只可备万一之需。出行至今，袁从英第一次使用了这个手段，也是考虑再三的决定：他必须让自己的信件早于沈珺的信件到达狄仁杰的手中。
坐在书案边，狄仁杰看着面前的这两封书信，心中一时间五味杂陈。自从袁从英和狄景晖离开洛阳以后，他便一直在盼着他们的来信。盼了一个多月，一下子盼来了两封，可这是多么奇特的两封信啊。一封信的字迹歪歪扭扭不说，通篇别字破句，让狄仁杰读到眼晕，恨不得把那小孩儿揪到跟前来好好教导一番，而信的全部内容就是在向大人爷爷告状，控诉他那个不听话的哥哥。另一封信呢，则完全像是案情线索的通报，分明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却描述得好像与己无关，笔调从头至尾冷淡如冰。
“还是不要计较这些细枝末节了吧。”狄仁杰苦笑着想，“看来很有必要见一见沈珺，还有那个叫梅迎春的异族人。袁从英的直觉向来非常准确，以他对这两个人不同寻常的关注来看，他们的身上必然隐藏着某些极有价值，甚至危险的东西，需要大胆而谨慎地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