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四月份吧。”
周达非沉默了。
裴延的电影，从来没有在四月份上映过。
不要说春节档了，这次甚至连五一档和暑期档都没能排上。
以裴延的能力，若是他硬要上，可能也不是不行。只是从《左流》的准备阶段开始，裴延就没功夫在排片上花心思。
而且这种题材的电影即使硬上了热门档期，排片也会比较惨淡。
裴延的面子再大，终究大不过金钱和利益。
周达非久未说话，裴延意识到了点什么。沿街喧闹匆忙的人群、断断续续的汽笛声随着凛冽的北风一齐吹进听筒里，周达非听见裴延问，“你到时候会去看吗？”
“有空就去。”周达非说。
导演的工作异常辛苦，全剧组上上下下什么事都不能真的放手，每一个部门都要亲自沟通。
隔着听筒，裴延能感觉到周达非连日来的忙碌和疲惫。夜很深了，周达非却还在工作，他仿佛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时间，他仿佛根本不需要休息。
“好。”裴延想了想，又道，“你不要太辛苦了。”
“等你拍完，请你来看我的论文。”
这个冬天，一年将尽时，周达非答应了裴延的邀约。
虽然约的是一件在他眼中很久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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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之周》是在《左流》上映的那个星期拍完的，最后一场戏杀青的时候正是《左流》上映第四天。
和裴延其他的电影一样，《左流》自上映第一天起口碑和票房就节节攀升，大有打破同档期历史记录的征兆。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左流》在一个素来疲软的档期上映，掀起的舆论却来势更猛。
去年银云奖落幕后的种种讨论又被翻了出来，连带着夏儒森的那句“我也投了《左流》”一齐再次走入大众的视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裴延与去年的银云最佳导演失之交臂，是因为偏见。
或许是评审团的偏见，或许是现场观众的偏见。总归，夏儒森的审美没有问题，更该得奖的不是《蓝天之下》，甚至不是《春栖》，而是《左流》。
这一波舆论也引发了对银云奖权威性和素来以逼格自居的文艺片地位的探讨。
有人说，裴延虽然拜金，拍戏却并不敷衍。
他能拍出《沉睡小火车》，也能拍出《左流》左手月亮右手六便士，这是他的本事，不该为人所诟病。
也有人结合裴延两次做客《浅予会客厅》时所发表的言论，认为《左流》本质上是裴延对高高在上的某些所谓权威的反叛和嘲讽。
众所周知，裴延脾气不好，追求自我，一张嘴从不饶人。他厌恶管束，尤其厌恶站在神坛上对自己指指点点的酸腐文人，《左流》既是他的自我表达，也是他抽在这群人脸上的一个响亮的耳光。
网络上的这些纷纷扬扬，裴延都看到了，却压根儿没管。因为这些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或者说，这是他先前的宣传策略起效的结果。
周达非也看到了这些。他大致浏览了一下网络上的讨论和影评，大部分观众都并非专业电影人，对影片的看法比较业余，理解自然也不可能特别透彻到位，但这不妨碍他们喜欢和欣赏这部电影。
裴延拍的是一部阳春白雪到难以看懂的电影，但他却能用颇具争议的方式来吸引眼球，选取其中相对浅显、便于理解、容易感人的部分进行宣传。
而当一样东西拥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和象征意义后，很多原本不喜欢、不需要它的人也会自发参与进来。
这正是宣传的意义。
的确有一些传统的电影人不屑于裴延的这种行径，可在周达非看来，没有钱一切都是空谈，这部电影扑了意味着下部电影、甚至于所有此类型的电影以后都会难上加难。
周达非不得不承认，裴延能够成功，是有原因的。
杀青之后戏就算拍完了，《禁书之周》正式开始做后期。为了省钱，也为了更好地自我表达，周达非自己兼了影片的剪辑师。
由于已经拍出过院线电影，周达非在业内已然不算籍籍无名。这次回到上海后，他用有限的存款租了个勉强能当工作室的小房子。
他白天在朝外的房间里工作，经常还有剧组成员一起；收工后大家离开，周达非还会再干一会儿活，实在困了才回里屋睡觉，其辛苦程度比在片场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这次的电影算是周达非和丁寅支摊子搞起来的，拉来的投资商在上片方面资源有限，周达非也就不能像以前一样，拍完就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