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都是笑着说的，心里却有种微妙的羞耻感，我知道不用为耳朵的事自我羞耻，那不是我的错，然而在他面前这种感觉还是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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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和Wendy姐说耳朵的事，只和她确认了明后天的通告。回到家时有点感冒，担心喷嚏的症状加重耳朵的负担，打算下楼买药，拉开背包拿钱夹时，才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板感冒药。
……所以塞林格当时随手一塞是把药塞我包里了吗？
拿着那板药在沙发上坐下，药壳上还沾着一丝冰凉的雨水，来自塞林格的手，我剥了一片胶囊放在手心，想到他因为不想吃药就干脆拿给我，全程若无其事的样子，有些啼笑皆非。
晚上在浴缸里放满热水，搬来这个单身公寓才两周，这个浴缸还没有用过。躺进去，可能因为吃过药，也可能因为耳朵的不适，水声听起来带着某种梦幻般的潮声，眼前白雾缭绕，很不真实。
小时候我向外婆承诺将来要送她一个浴缸，这样冬天泡在里面就不会冷了。如此小的愿望，也可以落空。
迟早有一天我也会接受耳朵已经不行了的事实，就像多少年后的今天，再看见电视里那些痛失亲人的剧情，也可以麻木到不再鼻酸。只是到那个时候，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戴着助听器，或者连助听器也不管用，只能打手语？我还会开口说话吗？还能记得那些歌的旋律吗？塞林格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还会有任何不一样的感觉吗？
我怕的是那样的我。
如果上天问我，在彻底聋掉以前还有什么愿望，那么我想再写五十首歌，再去听十次LOTUS的演唱会，想把关于音乐的美好记忆再烙印得深一点。如果这样太贪心，打个折也没关系，拿一半寿命去换多听几年也不觉得可惜。听不见的人生，哪怕再给我荣华富贵的五百年，我也不想要。
可惜没人能和命运谈条件。我只能希望接下来的时间能过得慢一点，希望能听得见的日子尽可能长一点，能唱歌的日子尽可能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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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话或许没错，但与其战战兢兢等着所有声音消失的那一刻到来，不如放纵自己最后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像癌症病人用最后的生命环游世界。我还是照常写歌，照常唱歌，不想等真聋了，再来徒劳后悔。
但到底还是纸包不住火。一个月后进棚录新EP，被监听耳机里的伴奏一震，左耳一下子又变得迟钝起来，可以叫暂停，但我就是不想，心里有股愤愤的情绪，副歌时有个高音，我就等着它来，仿佛只要痛痛快快唱出这个音，就能冲破蒙在耳朵上的阴翳。然而胸腔共鸣的刹那，耳朵里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痛得我一把捂住耳机。录音中断，录音师从没见过这种情况，以为是设备问题，我说没事老师，耳机没问题，我们把这首录完吧。
录音老师看我的脸色好像见了鬼，可能我当时的样子看起来真的有点凶？老师答应继续录，录到最后一段副歌时，我看见Wendy姐来了，她没有打断我，站在门边一直等到录音结束。
看见我的时候她好像是什么都猜到了，那天下午她陪我去了医院。从医院出来我和她都没有说话，良久，她才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你的人生还很长，还有很多可能。
然而走音乐这条路的可能是彻底没有了。我说：“Wendy姐，新EP的两首我都录完了，母带可以给我吗？”
Wendy姐没说话，点了点头。
“谢谢。”
接下来一周一切停滞，只有Wendy姐和我通过几通电话，她说很抱歉，但她必须把我的情况告诉上层。
“但是你放心，”她说，“不会有解约金的，大家都很遗憾。”
也不能说公司无情，娱乐公司又不是慈善机构，如果我是眼睛瞎了，没准他们还是会给我这个当盲人歌手的机会，可谁叫我要学贝多芬，而我又不是贝多芬。
我说我理解，起码我还可以给公司写歌，对吧。
我还没真聋，不想别人拿我当准聋子看待，说话小心翼翼，仿佛声音大一点我就能聋了或者抑郁了。不唱歌，写歌总还能再写两年的。
“当然，有好的作品我们一定欢迎，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自己的心态。”Wendy姐说，“其实，唱不唱得了歌，习惯了就觉得也不是那么重要了，一些退居幕后的人也一样能很成功，像LOTUS，塞林格也是从台前挪到幕后做乐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