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政治手段的问题，事实上李森科和瓦维洛夫两派同样都采用了类似的阶级立场、马列主义等说法以宣传自己理论的“合法”性，甚至美国遗传学界穆勒在莫斯科期间都试图强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包装”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这是一种已经形成了的恶性竞争手段，双方都在使用，在这方面瓦维洛夫派并不比李森科派清白到哪儿去。
另外，当时斯大林对于李森科报告的批示也表明，斯大林是反对李森科以阶级立场的名义反驳瓦维洛夫派的，认为不能用阶级立场的观点判断科学理论是否正确。斯大林支持李森科的学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米丘林学说”至少在表面上的确能够解释农业育种中的一些现象，使外行（例如斯大林）容易相信。
1946年5月17日，莫斯科。
“……如果双方都真的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那么我们又在为了什么而争吵？甚至不惜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同僚送入监狱？由此可见，苏联遗传学界的双方都在滥用无产阶级的名义，扭曲了马列主义的内容来打击对方，试图以此独霸学界。这是违反唯物主义原则的行为，这不应当是苏联科学研究者做的事情。不仅如此，这还是在浪费共和国联盟的科研经费，也就等于是在浪费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不光愚蠢，而且可耻……”
站在台上的亚历山大·恩格尔还在讲话，而台下坐席上的诸位遗传学界的专家们已然议论纷纷。几乎没有人关注亚历山大究竟在讲什么，人们反而是旗帜鲜明地坐成了两派，可是无论哪派都在发出反对台上演讲的声音。
原因无他，仅关于“站队”。
无论是站在势头正旺的李森科派，还是站在即使领导者已故但支持者依旧不减的瓦维洛夫派，至少有个地方站，就不算是“异类”。而像是亚历山大·恩格尔这样哪一派都不站的，却是哪一派的人都不愿意听她讲话。
终于，亚历山大讲完了，台下立刻站起来一位年轻的遗传学研究者。
这位年轻人穿着整洁讲究的呢子大衣，头发也烫了卷儿，看起来真像个西欧的绅士。她说起话来也是“彬彬有礼”的：“请问恩格尔同志，您认为摩尔根学派①是‘滥用’了无产阶级的名义，您的根据在哪里？如果说摩尔根学派是为了谋取研究资源，那么鄙人恰好了解到，莫斯科遗传学研究所昨日刚刚削减了分子钟小组百分之七十的经费，请问分子钟小组是否也在设法取得更多资金？”
这话一说出来，会场里顿时多了几声轻蔑的冷笑。
之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当下的导弹大跃|进运动②使得大量科研经费投入到了军备研究开发中，留给纯科学研究的部分就因此而被削减。李森科派和瓦维洛夫派为争夺资源而采取政治手段，企图将对手挤出苏联遗传学界，这种事儿放眼世界也并不足为奇。可是亚历山大·恩格尔竟然对此进行公开批判，实在令人诧异——要加强对于德国导弹研究所的投入，第一笔就得削做纯生物学研究的分子钟小组的经费③啊！
这个时候不赶快抱紧李森科派的大腿，好把对方挤出学界、保全自己的经费，却站出来装作中立地把两方都批判一通，让苏联遗传学界的各位研究者们都觉得是愚蠢至极：眼看着自己的经费都保不住了，还有这闲心思去管什么滥用不滥用无产阶级的名义！
“我认为所谓的根据是在座各位心里非常清楚的，卡普什金同志。对于人尽皆知的错事，恐怕我就不宜在这种正式场合说明了。”面对满堂的嘲讽，亚历山大不无尖锐地回应道，“而至于分子钟小组的经费问题，我想这与我刚刚讨论的话题毫无关系。”
“鄙人并不认为这完全没有关系。”那位年轻的绅士却微笑着说道，“毕竟，无论做什么研究都需要经费。请问您是站在哪方的立场上发表这篇文章的，恩格尔同志？或者说，您是单独站在分子钟小组的立场上？”
“对不起，恐怕是我误解了您的意思。”亚历山大冷笑道，“难道我们不应该只有唯一的一个立场，也就是无产阶级科学研究者的立场吗？”
她这话本应是很有分量的，可是台下的听众们却似乎并不这么觉得。挑明了“唯一的立场”之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对此有任何特殊的回应。整个苏联遗传学界都对此毫无任何反应，甚至还有些人忍不住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