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很快群众们就发现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重新组建起来的农会选举出的委员和之前的也没有什么变化，那些在个别的人选上的改变也是大家比较认同的。就像丘阳一样，高家村的农会委员里也有个别人有以权谋私的嫌疑，这回重新组建时那个人就没有再当上委员。
而后在农会的基础上，又组建了高家村的代表大会①。群众们一开始不知道“代表大会”是什么，因为实际上，在高家村根本没有除了农民以外的其他职业人士，不管怎么选举出来的代表肯定都属于农民的某个阶层。这样一来，代表大会和农会委员会又有什么区别呢？
负责组建代表大会的林馨玥向乡亲们解释说，农会委员只能出自中贫雇农，而代表大会里也要有富农阶级的代表。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②，却在群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不同意让富农的代表进入代表大会，他们纷纷说道：“怎么能让富农代表我们？工作队怎么能走富农路线？”
林馨玥也被弄糊涂了，工作队既然要走贫农路线，又怎么能让富农进入代表大会呢？他不仅跟群众没法解释，连对自己都说服不了。
秋穆替他对高家村的群众们解释道：“乡亲们，工作队不是要走富农路线，也不是要让富农代表大家。只是说代表大会跟农会委员会是不一样的，农会委员会是从农会里选举出来的，投票的也是农会会员。而代表大会则是从全村选举出来的，所有人都可以投票。咱们一人一票，贫农能投，富农也能投。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贫农数量比富农多，最终投票选出来的代表，肯定也会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
她这么一解释，大部分来听工作队员开大会的群众便放下心了。现在高家村还有几个富农？怕是连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要是全村人一起选，尽管又可能选出来富农的代表，但也显然不可能最终选出来完全代表富农利益的代表大会。
于是高家村选举出了第一届新的代表大会，代表的人选倒是和农会委员有惊人的重合度。不过由于代表的人数比农会委员要多得多，代表之中有一部分是农会委员这倒也没什么。
然而农会是组织起来了，代表大会也选举出来了，要重新选举村公所干部的时候却出了岔子。因为工作队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让高家村的贫农“翻身”，可是在这么多贫农都没“翻身”的基础上，却找不出来再分给他们的财物的来源了。
之前贫雇农“翻身”是要清算地主富农，可是通过对整个村子的人重新进行阶级划分，工作队只找出了一户富农，一共才只有三个人。要想通过剥夺这三个人的剩余财产来满足全村两百多户贫农的需要，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些——在秋穆看来并不存在的——本应分给贫农的剩余财产，现在看来唯一的去路就是被那些组织清算的干部们贪污了。
当工作队对新农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宣布这一推断的时候，新委员们都感到十分震惊：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那些贪污的干部实在是罪大恶极！
然而也有人对此质疑，例如给工作队员们提供食宿的民兵队员高五福，那姑娘也是新选出的农会委员之一。她有一次私下跟几个工作队员说道：“我看并不存在这么大数额的贪污。如果真有哪个干部贪污了这么多剩余财产，那她家怎么可能不因此而富裕起来呢？但是我们村的干部们都没有一个能算得上富裕中农的，大多数可能连下中农都谈不上是。”
杨成林对她的解释是，贪污的剩余财产很可能被藏匿起来了，或者是在外村进行了消费。这个解释倒也有道理，因为假使有人贪污了那么多财产，肯定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村里显摆。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假使高家村的干部里面没有泼留希金③那样的极端守财奴，贪污任何东西本质上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既然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就完全没有贪污之后藏着不用的道理。要知道村里一些分到了好地的贫农已经成为了新中农，如果真的有干部贪污了剩余财产，也完全没有不让自己家也成为新中农的道理。
注释：
①从理论上，代表大会中要具有社会各阶层的代表，而不只是中贫雇农的代表。
②这符合解放初期的“三三制”，即在代表大会中地主富农和大资产阶级、中农和小资产阶级、贫农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