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的人都这样说了，这个问题也就暂告一段落。秋穆和林馨玥要去安排恢复高家村的村公所和农会，而徐明新则去协助刘绪峰她们召集高家村的代表开代表大会，也就没有一道走了。
一旦把高家村的归类从三类村提升到二类村，所有问题就变得明确多了。
通过对于群众意见的广泛调查（而不是仅局限于那些少数没有“翻身”或者与村干部有矛盾的个人），工作队很快把高家村的党员大致归为了三类：第一类是那些在革命工作中承担了重要责任、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党员，他们大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第二类是那些较为默默无闻的党员，这一类里包括许多男党员，他们之中甚至有不少都没有承担什么实际的工作①，自然也就没有做过什么以权谋私的事情，属于无功却也无过的类型。而第三类则是真正有问题的党员，虽然她们也曾经为革命工作做过贡献，但之后在当上干部、获得了一些权力之后却产生了滥用权力的现象。只有这一类党员是高家村的多数群众都反感的，而这一类党员所占党员总体的比例，却还不到十分之一。
并且，第三类党员也并非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都是情节较轻的，倒是自高自大、居功自傲的成分，多过了故意要贪污腐败、损害群众利益的成分。这些干部并不是故意贪图群众家里的两个杏子或是半个桃，而是把随手拿走群众的东西当成了理所应当的事儿——因为旧社会的那些村吏也是这么做的，受到这些旧的“上层建筑”的影响，那些从小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姑娘们便觉得这也没有什么。
而在工作队来到高家村，说明这种行为是渎职、贪污的时候，这一部分第三类的干部们立刻就慌了。这也说明她们是有羞耻心的，一旦她们意识到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就绝不会再把类似的行为当成无可厚非的事情了。这些干部就是工作队要采取“治病救人”措施的对象，她们完全改正错误，以后成为合格的干部。
工作队员们召集起来高家村新选出的代表，开会讨论了要由群众对那些干部进行检查的事情。和之前工作队审问干部不一样，这一次的检查是公开的，并且是要让干部们主动说出自己的错误、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省，而后让群众来决定他们能否“过关”。
于是，当干部们不再被反复纠结于记错账和经济问题的盘问纠缠，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很快就在群众面前“过关”了。而那极个别的怎么也“过”不了“关”的干部，才是真正问题严重的。这几个人又恰好都不是党员——说明之前高家村党支部对于入党资格的审查还是比较严格的。
高家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虽然这几个没法“过关”的干部以后也能改好，但他们暂时是不适合再当干部了。这是高家村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次对村干部的任免，而后又选出了新的干部来接替他们的岗位。
当工作队的工作进行到这一部分，基本上也就算是完成了，而高家村也迎来了1948年的春天。然而正在这个时候，解放区派来帮助高家村工作队的徐明新却突然得了“重感冒”。
她开始头晕、发热，还有轻微的淋巴结肿大——毫无疑问就是感染了分子钟小组用作基因载体的慢病毒的症状。
秋穆意识到这恐怕是她接触了自己伤口中渗出的血液所导致的。
尽管尚不清楚机理③，但分子钟小组使用的慢病毒似乎是可以将自己的遗传物质渗入人体细胞的。在那之后，即使暂时清除了血液中的病毒，从细胞里也会不断地产生新的病毒，等于说这是一种无法根治的感染。
可是她完全无法对徐明新解释这件事儿：要是她和其他一大部分丘阳人携带有某种未知病原体的事儿被传出去，那恐怕就没有什么人愿意和丘阳人往来了。而且客观地讲，从分子钟小组和丘阳干部们的症状来看，这种病毒只不过会导致短期的炎症反应，只要这种炎症反应能够消除，在未来也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秋穆本身就长期携带这种病毒，可在她身上也没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
即使内心里对于徐明新因她感染而感到有些愧疚，秋穆倒也没有向她说明实情。又过了几天，这位解放区派来帮助高家村工作队的干部果然康复了，甚至看上去比之前还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