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我在陈白露家门外站了足足十分钟，还是没有勇气敲门，把箱子放在门口，又怕被邻居拿走，飞快地跑到对面楼上，趴着楼道里的窗子看。 谢天谢地，我没有等太久。
大约过了一刻钟，她出来了，披着一条驼色大披肩，手里拎着黑色的垃圾袋。她看到门口的箱子，立刻怔住了。
我看着她面无表情地扔掉垃圾，早春的风忽地吹起她宽大的披肩， 露出平坦的小腹。我看着飞扬的柳絮落满她打着卷的长发，她摇摇摆摆地、一步一步走回去。我看着她佝偻的背影，想起三年前第一次见到她走进这黑洞洞的门洞里，那天她穿着雪白的长风衣，宽腰带紧紧地扎着， 她踩着一地脆生生的枯枝，精神抖擞地像个女将军。
~8~
陈言走了。他去法国买下那座酒庄。 那座酒庄没有投资的意义，更新橡木桶、维修酒窖反而要投入一大笔钱；它本来是要送给陈白露的礼物，现在他们已经分手了，为什么还要做这赔钱的生意呢？
我想不通。
在陈言的践行宴上，我反复纠结着这两个问题，他们如何互相叮嘱、如何约定欧洲再见，我统统没有听清楚。我坐在最角落的位子上，一杯一杯地喝着烈酒，胃里辛辣辣地烧着，刀叉是拿不住了，从盘子里抓起牛排吃着，烧烤酱滴滴答答地落在衬衫上。我不停地唤服务员加菜，用食物抵消酒精带来的不适感，面前的盘子堆成了小山。整个晚餐，我不停地吃着喝着，像一个刚刚从难民营里逃出来的饿死鬼，没有和任何人说一句话，他们也忘了我的存在。
陈言邀请了陈白露见最后一面，他一直等到夜里十二点餐厅打烊。 陈白露没有来。
第二天的T3航站楼，我站在大厅里，人们从四面八方匆匆走来，又和我擦肩而过。我看着陈言戴着棒球帽从出租车上下来，拖着两大箱行李，背上背着一只巨大的棕色的牛皮双肩包。他半张着嘴，一脸迷茫的表情，排队托运了箱子，然后朝着安检口走去。
我想起七八年前的那个娇生惯养、嚣张跋扈的少年，也是一个人带着全部家当，为了逃避即将破碎的家庭，远走他乡。那年我无缘送他。
那个缺失的送别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似乎没有经历过撕心裂肺的离别，就丧失了感伤悲欢离合的资格。少女时的我哪里想得到，以后有的是离别给你哭呢！离别是人生中从来不会缺席的际遇，团圆反而求之不得。
我抱着他放声大哭。 “带我走。带我走。”我一遍一遍地说着。 “这些年我每一天都在后悔，当年没和你一起走。我不想再错过第二次。”这句话终于说出口，我的喉头被泪水堵住。
他久久地沉默着，然后他的后背弓了下来，像一只太过疲惫的虾。 他把我抱在怀里，在我耳边说：“我是一个‘爱无能’的人。”
“爱无能？” “爱是一种能力。我从小就没学会过。” 他说完这句话就走了，我以为他会亲吻我的额头作为告别，像他以前做过的那样；但是他没有。 我看着他瘦削的背影走进安检口，站在安检台上张开双臂；我以为他会回头看我一眼，但是他没有。 是天性凉薄也好，是伤透了心也好，是无颜见故人也好，这个我22年来唯一爱过的少年，从头至尾，从头至尾，只给了我无尽的失望。 他背上背包走了。消失在茫茫人海里。此去经年，路远山高。 一回头，看到陈白露，站在我身后两米远的地方。 她穿着酒红色的外套，映衬得脸色越发惨白。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无边无际的失望，就像我看陈言那样。 她消失了。我没有追上她。 她删光了微博，手机关机。所有的朋友都在找她，但是她像一滴水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 这一次，她再也不会给我写信了。 那是2011年4月1日。
2011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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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一次见到她，是两个月以后。
那天是6月22日，在工体有一场北京国安对天津泰达的比赛。那是一场盛大的节日，所有的朋友都来了，油光水滑的京骂对阵雄壮威武的津骂，整个工体北路都笼罩在喷薄的荷尔蒙里。
比赛结束后，路边人山人海，打车是绝无可能的；因为计划好要聚餐喝酒，也没有人开车来。好在路程不算远，我们走路去三环边上的一个餐厅。队伍浩浩荡荡，走到三环上，我看到一个扎着马尾的姑娘，身穿酒红色的外套，一蹦一跳地走进团结湖地铁站。
我没有一秒钟的犹豫就跟了上去。是她。我的心狂跳。 她甚至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穿着同样的衣服，一瞬间我有错觉，仿佛这两个多月的分别只是一场短暂的午睡。 她和一个理着平头的男生走在一起，说说笑笑。我紧紧地跟在她身后，生怕她再一次消失在人海里。 当时的地铁站，人群拥挤得如同集市。几乎每个人都穿着国安队服，站在电梯上向下看去，一片熙熙攘攘的绿色。她同男生排在队伍的末尾， 我听到她说：“你敢不敢在这儿讲一句天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