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有句话要带给白露。”宝姨边说边往卧室走，我跟在她身后，见陈白露已经披着毛衣坐在床上。
“什么话不能打电话说，要你跑一趟——才六点？”陈白露边打哈欠边拿过手机看时间。
宝姨说：“杨宽说了，这几天别给他打电话吧，银行那边的事不大好。” 我一凛，陈白露也怔了一下。 “不大好是多坏？”陈白露说，脸上丝毫看不出害怕的神色。 “他说也不用想得太坏，他会打点，不过是嘱咐你留点儿神——留神总比不留神好。” 我完全醒了。我虽然不管他们的事，但也听得出七八分，不是“太坏”，杨宽就不至于连电话都不敢打，要保姆趁着天还没亮来传话。 “到底——”我开口要问，陈白露打断我：“知道了，谢谢你，我还要睡一会儿，不留你了。”
宝姨道了别，拎着菜篮子走了，豆浆留了一半在陈白露的桌子上， 我道了谢，看着她蹒跚地走出楼门，才跑回来，陈白露的脸色已经白了。
“白露？”我轻声叫她。 “唔。”她心不在焉地回应我，眼睛看着空中某个虚无的点。从她不安分的眼球中，我看得到她并非在发呆，而是在想着什么事 ——我颓然坐在墙边的椅子上。
“我要离开一阵子。”她突然说。 “去哪儿？”
“去老挝。” “老挝！”我大叫一声，而她立刻朝我皱了皱眉头，我闭上嘴。这老房子的隔音效果很糟糕。
“是要躲一躲吗？”我低声问。她点头。
“当年你没办法才去的。”我勉强说出这句话，往事像一千根银针从心里长出来。“现在又不是没钱，去欧洲吧。”我说。
我猜，陈白露明白我的意思，我是在说，去找陈言。 但她摇了摇头：“我该去陪一陪我的孩子了。他一个人在老挝住了两年。” 我看着她浮肿苍白的脸，一阵不寒而栗。她所谓的“住”，是一团模糊的血团埋在老挝的村庙里。这无缘投胎的小灵魂，是陈白露解不开的心结，活生生折磨了她两年。这两年她每每见到新生的婴儿，都要红着眼圈转过头去，旁人都看在眼里，可是谁也不敢提。她哭过陈言，哭过自己，唯独这血淋淋的往事，我是第一次听她主动提起。
想到她从那穷乡僻壤回来后皮包骨的样子，我本能地觉得不妥，可我不敢劝。
一个母亲要去看望自己的孩子，任是什么理由，也不能劝的。 然而她又犹疑：“如果我不能回来了，怎么办？” 我不知道她是在问我，还是在自言自语。 她看着我，又问了一遍，我茫然地摇头。 “如果我不能回来了”，她重复着这句话在我身旁坐下，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心汗湿冰凉。 “这间房子你尽管住，我会跟爸妈说好。有什么买不到的东西，去找老首长要，像你第一次见到我那样。身边这些人呢，但凡发过一句信息来问候的，都算得上朋友；亲近的这几个，杨宽是个不坏的人，只是野心太大，大事不能托付；路雯珊倒是可以放心的人，别看我和她别扭了这许多年；薛先生，拉我入火坑的是他，救我出火坑的也是他，我要走就走，就算把他家财搬空，也和他两不相欠。”
我愣愣地听着，半晌说：“你这算什么，好像再也不回来了一样。” “回来不回来，总要离开一段日子，不交代清楚，不放心你。” “那么，你说到托付不托付的，陈言呢？”
她微笑：“陈言是谁？” 我也笑，不说话。 “如果有一天你见到他，替我转告他：当年那句‘自生自灭’，我听到了，在心里记了这几年，每次深夜突然想起都是一身冷汗；那么也让他记住：我只会自生，不会自灭。就算有一天我又折腾得身无分文，只要还有一碗茶泡饭吃，我就能去陪酒、卖笑、教英语、做前台、送快递、傍大款、当枪手、卖大麻。陈白露永远打不死。”
~10~
12月。天寒地冻。 薛先生摆酒席请我、杨宽和路雯珊，给陈白露饯行。 她给我留下了足够的钱和食物，我开玩笑：“要带礼物回来。” 她坐在我对面，埋头往荷叶饼里卷烤鸭，笑着直点头 , 说：“给你带很好喝的啤酒。” 她对杨宽说，开春后大家一起去北海道看花、坐在早市里穿着皮围裙吃鱼生。
她蹲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开箱子，取出一顶香槟色系宽缎带的遮阳帽，那是在热带才用得上的。她穿着白色的羊绒上衣，戴着这顶帽子， 说说笑笑地走到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