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雱觉着这待遇太好了，他有点不好意思，而后表示自己随便安排个都西京南京之类的就好，方便他回开封见媳妇儿;要是不能就近的话，就给安排个什么广州啊泉州啊，总之就是能玩大船和吃海鲜的地方。
他真够不好意思啊!韩忠彦一脸无语地把王雱的话带回去给韩琦。
王雱正在等待正式授官，苏轼却气冲冲地找上门，和王雱说起一件让他极其生气的事情：繁塔那边有人开班授徒，主讲的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
苏轼一听，年轻人啊，讲学一定挺有意思，当即兴冲冲地过去听讲。
结果苏轼越听越气，越听越觉得这不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而是个七老八十的假学究，满口的尊卑贵贱，说什么天地是平衡的，三纲五常不可逆乱，贵就是贵贱就是贱，尊就是尊卑就是卑!
一旦有人想要打破这个平衡，时局就会动荡不安。
因此我们为了存留心中的天理，应该消灭人的欲望。
苏轼光是转述这些讲学内容，就觉得气得不轻，人生在世，还不能有点追求不成?天理难道就是尊卑贵贱、泾渭分明，永远容不得别人冒尖了?
王雱听着苏轼愤怒的复述，越听越觉得耳熟，这不就是赫赫有名的“存天理，灭人欲”吗?只不过这时候提倡这句话的人年纪应该还小，论据不够充足，苏轼听了都能找到其中一些破绽。
如果王雱没记错的话，这个理念最初是由程颢、程颐两兄弟提出的，算起来程颢还是他们的同年。至于苏轼说的这个开班收徒的年轻人，应该就是程颢的弟弟程颐了。
在往后的许多年中，理学的影响将会扩散到各个领域。没别的原因，只因为这种学说很符合统治者的需求，统治者需要朝野稳定，需要给百姓增加一重一重的束缚，以免动摇自己的位置。
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种用来洗脑的工具，拿着这个工具的人不一定真心相信那些条条框框，但他要别人都相信、都遵守，不遵守的人就让他们成为千夫所指的存在。
比如如今朝廷是鼓励寡妇再嫁的，再嫁时还能带走自己的嫁妆;甚至连丈夫离家三五年不归，也能允许单方面提出和离，另择佳婿。
倒推到唐朝时，人口稀少，朝廷鼓励生育，官府甚至还会拉一溜壮汉到寡妇门前看看她有没有相中的，相中了就把婚事办了吧，甭管什么一嫁二嫁三嫁，快再嫁生孩子才是正理!
可到后来，人们会给为亡夫守节的“贞妇”立牌坊，对此大夸特夸，表示这是忠贞，这是值得赞誉的，所有女子都得效仿这种做法才行。
没有人会去想，一个女子在最美的年华丧夫，却得为了所谓的“一女不事二夫”而蹉跎半生，独自盛开独自凋零，日子该是多么凄苦。
他们甚至会束住女孩儿的双脚，从小告诉她们这样才漂亮，你们不这样做会被人嫌弃;你们不能让别人看到你姣好的脸庞、不能让人看到你的手臂与双足，否则你就是“不安于室”。
这一切，不一定是理学的初衷，不一定是程颢、程颐兄弟俩的初衷，但是他们确实穷尽一生去打造了这样一把工具。
后来许多统治者也用得极其顺手。
这类理念显然和享乐主义的苏轼八字犯冲，苏轼这人是乐天派，被贬去岭南吧，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被贬去海南岛吧，他还能在那里怡然自得地酿酒喝。
他就是被贬后还一个劲地写诗文说“我在这儿过得真啊真开心”，才会引得一些人一再打压他，将他一贬再贬——毕竟，连皇帝都是他的诗文粉丝，他写的诗文传到京城皇帝是要看的!万一贬得不够远，皇帝想起他的好来了，又把他召回京怎么办?
王雱虽然对这些事了解不深，却早就与苏轼熟识，知晓苏轼有个永远都拘不住的灵魂。
很明显，苏轼绝不会认同理学的观点。
但是，这玩意的棘手之处就在于，人家挥舞着三纲五常的大旗，你还不能明着反对它。你不支持三纲五常，难道你还想反了不成?
苏轼到底还年轻，面对这种事连怼都还怼不熟练，只能来找王雱吐吐槽、发泄发泄心中愤怒。
王雱劝慰了苏轼一会儿，给苏轼也出了个主意，让他爹写文章上《国风》怼去。今年苏洵又没考中，但两个儿子考中了，他心中便没了遗憾，目前已经成了《国风》的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