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如马国贤所想，他的修改稿经过了石咏的审核之后，很快便获得了“上面”的批准，并且获得了五千银元的经费，供他回意大利以后出版此书。
马国贤见到这五千银元差点儿没激动得晕过去，这些钱对于他这样清贫的传教士而言，根本就是一笔巨款。然而石咏却告诉他，别高兴得太早——这是出版三本书的钱。
除了以马国贤名字命名的《马国贤见闻录》以外，石咏还拜托马国贤联系欧洲的出版商，出版一本名叫《视学》的学术专著，以及一本名叫《纲鉴甲子图》的中国古代编年史年表。
这两本的编著者都是年希尧。
《纲鉴甲子图》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编定，记述了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后来这本书被石咏改了一个名字，叫做《中国历史年表》，交给马国贤，请他代为在西方出版。
马国贤也实在是没想到，他回归意大利之后，三本书里，最先被出版的就是《中国历史年表》这一本。因为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非常向往，迷恋汉学的大有人在。这本《中国历史年表》在罗马出版立即销售一空，并且被欧洲好几座开辟有汉学学科的大学和图书馆所收录。他的《见闻录》反而慢了一步。
而《视学》这一本学术作品，则是一本专业性较强，特殊领域内的专著——这是一本专门讲述画法几何学的著述，在该领域内是先驱之作。而这一本书，则是在宫中画匠郎世宁的帮助下，定稿完成的。
这郎世宁是意大利人，于康熙五十四年前来中国传教，结果一到北京却被康熙皇帝相中了艺术才能，进入内务府辖下画工处，成为一名宫廷画匠，不让他传教。康熙五十四年郎世宁来华之时，石咏的工作重心已经从造办处转去了营造司，所以他的人生轨迹一直与郎世宁没有交集。直到此时，因为与年希尧讨论他们的“欧洲出版大计”，他总算认得了这位在后世鼎鼎有名的宫廷画师。
“郎世宁先生，您最近在忙什么?”
郎世宁觉得石咏虽然身居高位，但是没有架子，而且一直保持着一颗旺盛的好奇心，在艺术方面则有较高的修养，他便很乐意与石咏交流。
“咏大人，我现在很忙碌，非常忙碌——我在绘制皇帝陛下的行乐图!”
“行乐图?”
行乐图是人物肖像画的一种，画中的人物大多作游玩消遣状，与比较“官方”的朝服像之类有较大差别。
进入五月之后，雍正便再次搬去圆明园。与此同时，包括石咏在内的臣工们，也能感觉到雍正皇帝的情绪终于慢慢地恢复正常。他不再以极度繁重的政务来麻痹或是惩罚自己，随着西北战事的暂时平息，以及江南等地新政的缓慢推进，这一位皇帝陛下心中最大的压力已经慢慢纾解了。
可是与此同时，雍正却似乎隐隐约约地愁绪难遣，不知是为了已逝的贵妃，被迫自裁的昔日爱将年羹尧，还是那些再次与他生出嫌隙的兄弟们。
听说雍正命郎世宁绘制行乐图，石咏忍不住来了兴致，脱口而出，问：“是那种cosplay的行乐图吗?”
话一出口，石咏便意识到失言了。所幸郎世宁也没听懂，问：“科斯泼雷?”
石咏只能硬撑：“前一阵子在南方见过一名英吉利来的画匠，向我提起过这种肖像画，就是画中人物是穿着与现实中完全不同的服饰，甚至有些像是戏剧的演出服，装扮成为另一个身份，被画成行乐图。”
郎世宁听了石咏的解释，激动地点头，说：“是，就是这种!”
他喃喃地道：“原来这种绘画叫做科斯泼雷?皇帝陛下只管这个叫‘变装’呀。”
石咏不禁为自己的口误感到万分后悔，希望郎世宁不认识什么来自英吉利的传教士，免得到时候双方一对质，就发现不对了。
“说实话，我非常享受给贵国皇帝陛下画行乐图的工作。现在的皇帝陛下非常开明，我的画技不再受到束缚，因此很多在上一任皇帝那里，我已经丢弃了的画法，现在也都被我一一捡拾起来了。”
石咏好奇，于是详细地问了问。原来康熙皇帝在时，宫廷画师之间的主流观点并不接纳“透视”画法，中国画中对物的视点不止一个而是几个，视线的角度也是不固定的，因此人们欣赏画作时，无论看向哪里，都仿佛是视角“呼”地一下就挪到了那里，这是中国人所欣赏的“艺术性”与“虚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