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朝最大的官是“三公”——大司马、大司空和大将军。大司马掌政务、人事;大司空掌刑狱、监察;大将军掌军队、防务。三者互相牵制。此三权分立之制为德熹皇帝所设。德熹皇帝，是《宣史》中颇受赞誉的“有为之君”。有为之君往往乐见臣下之争——争得越厉害，座下的龙椅就越稳当。这些君主御下的权谋手段看似高明，最后常常反噬自身。
在“三公”之中，大将军手握兵权，最让皇帝放心不下，所以宣朝的大将军之职历来只授予宗室亲贵。大将军在“三公”之争中亦多为中立之态。
在“三公”之中，斗得最凶的是以大司马和大司空为首的文官集团。德熹皇帝执政三十五载，“空马党争”贯穿始终。到德贞皇帝继位时，党争之祸早已如天罗地网，将宣朝所有的官员裹挟在其中，挣突不破。
德贞元年，大司马阎启明病重，去世前安排其外甥祁致远坐上了大司马之位。
德贞二年，大司空俞经世致仕，离任前提拔其女婿姜广延接任了大司空之职。
祁致远就是家父，我是祁家唯一的女孩。家父说，姜广延是他最棘手的对头。对我来说，姜广延的长女姜玉容就是最棘手的对头。
姜玉容与我同年，比我早生两个月。出身相似，能力相当的人，若不能结为好友，常会成为宿敌。我和姜玉容便是如此。“空马党争”让姜、祁两家水火不容，我听家父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祁家的女儿不能输给姜家的”。姜广延必定也对其女说过同样的话，所以，自五岁起，在同一间女学开蒙，同窗十载，我和姜玉容一直都在互相较劲，你争我夺。争夺的多是些无用之物，真正要紧的，是十五岁那年，我和她都争着要嫁给师绍英。
宣朝惯例，官家小姐们十五岁从女学结业回家，行笄礼待嫁。“三公”之女出嫁，当然要千挑万选。德熹皇帝在位时，大司马和大司空家的女儿都入了后宫当嫔妃。谁家的女儿得宠，继而获得皇帝的支持，谁家就在朝堂上获得了优势。可到了这一辈，德贞皇帝庸弱，掌权的关键在于谁家能够得到“三公”之中唯一握有兵权的大将军的支持。对于权贵家族来说，联姻是最直接而有效的结盟方式。
与家父和姜广延并列“三公”的大将军是定国侯师恭全。师绍英是师恭全的儿子，师家的世子。虽然是幼子，却是师家最有出息的一个，十七岁就能领兵。
关于师绍英和师家，有一桩涉及到后宫的隐秘传闻：师绍英的生母姓杨，德熹皇帝的后宫有位得宠的昭仪也姓杨，两人是一个杨家出来的同族姊妹。虽然不是一个爹妈生的，却自幼亲近。这位杨昭仪得幸怀了龙种，临盆之前，按照惯例需要从母家找一位有生育经验的女眷进宫陪产。杨氏当时已经生了一个女儿，杨昭仪便请了旨，让这位族妹进宫陪产。杨氏在宫里足足待了三个月，等杨昭仪出了月子，才回到师家。八个月后，生下个男孩，取名绍英。当时的说法是，因为不慎跌了一跤，导致早产。可俗话说“七活八不活”，那孩子却健壮得很。师府的人私底下说，小公子怎么看都像是足月生的。于是就有了流言蜚语，说师家的小公子不是师恭全的种。那到底是谁的孩子?显而易见，按时间算，杨氏肯定是在宫里陪伴杨昭仪的时候怀上的。宫里除了阉人，就只有一个男人。这师绍英十有八九是龙种。
之后，师恭全一路加官进爵，被封为定国侯。杨氏也被封为越国夫人。
师绍英的身世虽然存疑，才智却出类拔萃，远胜其四位兄长。师恭全对他十分宠爱，硬是立了这个幼子为世子。定国侯的废长立幼之举，大违礼制，曾被大司空上书弹劾，结果德熹皇帝只一句“此乃安国侯家事”，就把大司空给顶了回去。第二年，又把大将军之位授给了师恭全。这是宣朝头一个不姓“喻”的大将军，自然又惹出一番议论纷纷。
大将军之位如此重要，师绍英的身世又如此特别，祁家和姜家都卯足了劲要得到这个女婿。
宣朝惯例，正月十五上元节，贵族和朝臣皆携女眷入宫赴宴。我奉家父之命，在夜宴上献舞，目的就是吸引师绍英的注意。当晚，我挑了一件新裁的湖绿色荷叶罗裙。姜玉容也是有备而来，一身藕荷色绸缎绣花长裾。
年方十九的少年将军师绍英只束发没戴冠，虽是一身文臣的打扮，却带几分武将的风流。细看过去，发现他把衣袖改得又短又窄，宣朝的官服以宽大飘逸为佳，腰带垂下来很长，随步履飞扬，方显出气度。师绍英的官服是紧绷在身上的，腰带也扎得很紧，没有垂下，只在腰间打成短结。他肤色略黑，嘴唇紧抿，一双凤眼，不怒自威。我想起相书上说“薄唇者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