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阎青山如此嚣张，而且是当着年轻副主任的面儿，田春明有些挂不住了，气愤地说：“老阎你有话好好说嘛，干嘛张嘴就骂人?真是一辈子改不了粗鲁的老毛病。”
“我那叫骂吗?咱工人出身的说话就这么粗，不像某些屯子里出来的人，自带着舔沟子功夫。”
田春明气得嘴唇哆嗦，张磊在一边不知所措，阎青山摔门扬长而去。
当晚吃饭，席间又说起了这件事，老阎依然余怒未消，声情并茂地复述当时的情景，说着说着，突然连喊头疼得厉害，手中的酒杯也端不住了，落在了地上，人也眼见着从坐椅上往下滑。哥几个急忙到吧台打电话叫救护车。
到市立医院后，老阎就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经过半宿的抢救，老阎还是在第二天早晨停止了呼吸。医生给出的结论是“急性大面积脑出血”。
阎青山遗体告别仪式第三天早晨在市殡仪馆举行。躺在鲜花翠柏中的阎青山像睡着了一样安祥，不再是平时说话急赤白脸的样子。高悬的遗照与记者证上的照片来自同一个底板，三天前，这张照片的主人还在思考报道题目，还在为工作上的事争执，为职务的晋升与否烦恼，如今，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他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两天，老阎的老婆哭得死去活来，儿子也只是跟着妈妈哭，老阎的后事都是哥六个帮着张罗的。
遗体告别仪式上，台长邹静之来了，新闻部主任田春明、副主任张磊也来了，组里的记者全来了，还有台里其他部门的同事，冶建集团宣传部的庞部长、小徐干事以及其他企业的宣传干部，老阎的同学、工友……
郭姐也来了，穿了件黑色的羊绒大衣，一副墨镜遮住了一双红肿的眼睛。
哀乐响起时，钟山禁不住流下眼泪，这个相识半年的师傅、大哥，就这样猝然离去了，丢下了老婆、孩子、哥们、同事，丢下了所有爱他恨他的人。
☆、第十九章 身后之事
送走了阎青山，钟山工作落单了。
张磊找到钟山，说：“我调离了工业组，老阎又走了，你也来了半年多，完全可以独立工作了。田主任的意思是，让你独立工作，接老阎过去跑的那些单位。”
钟山默默点了点头，算是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晚上下班后，钟山骑自行车去大哥老阎的家，见路边有卖现摇元宵的，想起当晚正是元宵节，就下车买了两袋五仁馅的带上。敲开两居室的门，大嫂已经做好了晚饭，儿子正在吃，她则在厨房里忙着。
见钟山来，大嫂说：“小钟兄弟，在这里吃一口吧。”
钟山推说得回去帮媳妇照顾孩子，又说：“大嫂，我来是想问问你，大哥办公室的东西，你想不想过去帮着收拾收拾?”
大嫂眼圈又有点见红，叹了口气，说：“就麻烦小钟兄弟给处理了吧，都是工作上的东西，我也不懂。有用的你就留着，没用的就扔掉吧!”说完，大嫂起身进屋，拿出一串大大小小的钥匙交给钟山。
第二天早晨，钟山来到台里，没有联系采访，而是想用半天时间收拾办公室里老阎留下的遗物。正忙着，田春明进来了，说：“钟山，就你一个人在啊?你跟组里的同志说一声，这个时期由新闻部副主任张磊兼工业组组长，你收拾老阎的东西，把桌子腾出来，张磊有时可能会过来办公。”
钟山“嗯”了一声，继续忙自己的。
老阎办公桌的抽屉里乱七八糟，有写了几页字的采访本，没了油的圆珠笔，断了尖儿的铅笔，抽了一半儿的香烟，好用和不好用的打火机，夏天时用的折扇，还有一堆社会各界人士的名片……钟山把能用的留下，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不能用的丢进纸蒌里。
接下来，钟山又打开老阎的卷柜，里面的书却码放得整整齐齐，有毛选一至五卷精装本，有函授大学中文专业的各科专业书，有青山的地方志，还有一些电视新闻方面的专业书，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夹在毛选和函授教材中间，还有一本红塑料皮的日记本，钟山犹豫了一下，打开，里面竟然掉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装的是崭新的十元钞票，数了数，共1000元。日记的塑料封皮里别着一张二寸证件照片，细端详，是郭姐年轻时的黑白照，两条麻花辫，长圆脸，大眼睛，是那个年代典型的美人儿。再看日记，记的全是老阎高中时特别是高三时的经历，几乎记满了一本，一页一页地翻看下来，大部分内容都是记录一个少年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躁动不安和放浪不羁，其中有十几篇提到了郭冬梅同学，这时候的阎青山忽然变得安静下来，语言风格是含蓄温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