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向允祥道：“你那户部掌管着全国的财政。这次各地灾情不断，急需赈灾，你倒说说是何举措?”
“此次灾情京城临近几地尤为严重。京师仓场为京城粮仓，此次赈灾，本该尽快拨供，可它管理废弛，弊窦丛生，亏空十分厉害，根本无粮可调。若拨款向商家购买，可户部帐面银两虚空达二百五十余万两!”允祥悻悻然道：“临近年关，国之大事，总需留些库银，所以迫于无奈——”
“所以迫于无奈已连二十万觥变色仓米都调拨出去了。朕知道变色米历来禁止出城，食用有一定危害，可如此做总好过活活饿死吧。”
胤禛这一番感慨，听得马齐心酸。
“朝廷的财政是一年不如一年，自西北用兵后，更是掏空了底。可眼下的政治时局，比起财政情况，更是乱成一团。远的吕宋山岛存有前明后裔之说尤有人信。恐会被有心之人加以利用，敢做逆理之事。其危害于民于国胜于盗贼，不可不防。而西北罗卜藏丹津等人更是野心勃勃，蠢蠢欲动。再看眼前，众所周知，自五十年江西暴动以来，年年各地大小暴动不止，虽都未酿成大乱，可也需防微杜渐。强兵宁可百年不用，却不能一日不备。可如今八旗训练不过是虚应了事。每至校射之期，大臣们才来校场饮茶，闲扯一阵便各自散伙。更有甚者，任领侍卫大臣三年，竟一次都未曾见过侍卫骑射。军中器械多有损坏，却无人修理。而拨下的修理费、添置费早落入官员私囊。就算朝廷派人定期检验，也是各旗之间相互挪借，瞒过再说。此等劣迹种种，百弊丛生，叫朕如何不痛心疾首?如何实行宽恕?如今究竟是该从宽还是从严，难道不该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在一封封奏章、封事中，胤禛才明事情远比他知道的还要严重，朝廷纲纪紊乱，吏治颓败，官场贪污成风，国库空虚;不合理的赋税压得人民奄奄一息;干旱、水灾，一再吞没人民以血泪开辟的家产;数以万计的人民无田无家不可避免地沦为盲流，进一步激变成各地剿匪灭之不尽;而队伍日益庞涨，不事生产的八旗子弟却腐化纵欲得近乎变态。这个暮气沉沉的大清帝国，种种问题，以摧枯拉朽之势倒向了他。
“历朝历代读书人均不交税不当差，如今朕要他们少扯酸话废话，一体纳粮当差，可算是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你们恐怕朕会留下千古骂名，但朕并不在乎这些。知我罪我，且由他人说去，况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今最大的拦路虎并不是这些文人秀才。圣人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道理朕如何不知。可害群之马也正是这些皇亲国戚，显宦之家，惟有他们，才有可能挟天子以令诸候，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往日圣祖皇帝亦知此弊端，不过不欲深究，事发每每从宽处理。然朕今不能如皇考宽容。古曰：治国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吏治，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只不过是流于形式。朕在藩邸数十年，深知官场腐败成风，却还未料到内地官吏已胆大到敢将收回的钱，少铜的含量重新铸造。而偏远云南等地土司私自苛征暴敛，恣意虐杀土民，竟对犯其法而被杀害的家属，还要再征收五、六十两不等的银子，堂皇称之为“玷刀钱”，简直恶劣之极!干旱水涝时，官员要么为保政绩，隐瞒不报，不顾百姓死活，强摊硬派完成税收，激民谋反;要么上瞒下骗，吞没赈灾官粮私卖谋利。就算是偶尔几个操守好的，想守操节也不行。下官要跟长官汇报事宜，需先送开门费和通报费;良民要纳税，先交纳税手续费。明明丑陋不堪，还要美其名曰：炭敬，冰敬;更别说任官礼、升官礼、就职礼、年礼、节礼、寿礼花样层出不穷。那山东巡抚黄炳一年的正项俸银只有130两，俸米130斛。可他每年收受的各项规礼倒有11万两。这都是些什么破规礼?简直是混蛋透顶!自今日起一律取缔。传朕旨：倘再有私收规礼者，将该员置之重典，其该管之督抚，亦从重治罪。”他稍一停顿，继续道：“可朕才下旨抄家，杀他几个贪官，即有人上奏：我皇初承大统，宜施仁政，恳请笔下容情，莫使他举家哀泣。朕倒想问一问，他一人哭一家哭，比之一郡哭一方哭，究竟哪一个更令人痛心?贪风大盛，于朝廷，必结党营私;于百姓，必横征暴敛。正因如此，才行成今日这种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怀私罔上，党同伐异的混乱局面。朕既蒙先皇错爱，托付以国家之柄，当应天下为公，岂能怀妇人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