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进行第三种测试时，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这项测验是以毛巾盖住它的头，然后计算它需要多久时间才能把毛巾甩开。此为另一种类型的解决问题测试，而我满心以为罗丽会以优异的成绩过关。然而，当我把毛巾盖上去后，它竟然不想反抗，除了脑袋因承受了毛巾的重量而微微低下外，身体一动也不动。我等了足足一分钟，又再等了一分十五秒，它却没有摆脱毛巾的打算。它弓着身体、顶着厚厚的绿色毛巾站在那儿，使我联想到一名头戴面纱的寡妇，突然感到难过。于是，我决定替它把头上的毛巾拿下，可正要这么做时，电话铃声却响了。我先去接了电话，而当我挂断电话转过头来时(这是一通打错的电话，我和对方通话的时间不超过五秒)，罗丽不知何时已把毛巾甩开，早已好端端坐在那里看着我了。我这才想到，它在我注视它的时候，之所以一动也不动，是因为不知道我的意图，说不定它还以为我希望它顶着毛巾安安静静地站着。这项测验是今天所做的游戏中最奇怪的，而光凭这第一次接触，它当然搞不清楚游戏的规则。
突然间，我觉得好累，觉得我们两个都受够了。我蹲下来，张臂抱住这只大狗。“好了，妹妹，”我温柔地说，“我们去散步吧。”
4、方形鸡蛋
我有位大学时代的朋友曾住在纽约，住处位于某栋大楼的第十九层。在他刚搬去的时候，隔壁邻居是一对养狗的年轻夫妻。我记得那时去他那里，当我们坐在阳台上喝酒聊天待到很晚时，便会看见隔壁那位少妇带她的哈巴狗到阳台溜达。这户人家在阳台四周的栏杆间加上了细铁丝网，好让这只狗能安全地在阳台上乱窜，不致有钻过栏杆坠落的危险。
我朋友在那里大约住了一年后，有天晚上，隔壁的那位年轻丈夫爬过阳台栏杆一跃而下。当时大概是凌晨一点左右，我朋友躺在床上，只隐约听见一声尖叫，之后便没有其他声音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当他照例把音乐开得震天响，结果被隔壁一名前来致哀的亲属过来敲门，请他把音乐关掉时，他才知道前一晚他听见的那声叫喊所代表的意义。
那时我在城里住了一个月，就睡在这位朋友家的沙发上———那是我年轻时代的事，有某人的沙发可睡就很不错了。每当我们在阳台上喝酒时，总会忍不住谈起这件事。这个事件一直挥之不去，不管我们聊什么话题，最后总是又回到这个跳楼事件上。有天深夜，在我们喝了不少酒后，聊天内容已不再感叹这名陌生男人的遭遇，而是开起他的玩笑来了。我们俯身从阳台高处往下看，想象这个男人当时是怎么掉下去的，计算他坠落时可能的轨迹。这个阳台的正下方是另一栋建筑的屋顶，大约有十层楼高，但我们认为他不会掉在那上面，而是会被风吹偏位置，摔落在人行道上。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讲得声音太大了，而那位年轻寡妇的卧室就紧邻在我们阳台旁边。我永远也不知道她是否听见那天晚上我们的谈话。我猜也许没有，因为她在一个月之后搬走时还特地向我朋友道谢，感激他在这段时间中的体谅。然而，一想到那天我们的谈话也许已被她听见了，便让我觉得惊骇莫名。如果我能再遇到这位女士的话(虽然事隔多年，我完全没把握能从人群中认出她来)，我一定会当着她面前下跪，恳求她原谅;我会向她坦承，到今天我才明白，那时我对她做了多么残忍的事。无论她当时有没有听见，这都是我这一生中所做过的最狠毒的事。
遇到露西那年，我三十九岁。在那之前，我有过一段维持了好几年的婚姻。莫拉，她是我第一任妻子。她的声音像厚厚的灰泥塞满房里的每道缝隙和角落，她总是说得太多，有意义的又太少，让我总有种淹没在她制造出的话语泥淖中的感觉。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点点琐事，她也必须剖开来谨慎处理;和她说话，我必须谨慎挑选使用的字眼，因为一些对我而言毫无恶意的话语，却会让她和我彻夜争辩，逼我澄清使用这些字眼的动机。我总觉得，莫拉永远都陷在焦虑的情绪中，担忧那些她觉得自己没做好的事，而她所采取的应对方法就是不断分析它，直到有一天这事在她生命中已不再存有任何意义为止。有时，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她偶尔会有沉默的状况出现。当我转头瞄她，会发现她脸上出现罕有的无防卫状态的表情。“你刚刚在忧心什么事?”我这么问时，她永远会立刻给我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