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示感谢，我邀她去镇上吃晚餐，她顿时答应，搭上她的玛莎拉蒂，才知道她着实不简单，据安兰从前告诉我，文莉是个孤女，大学如果不是靠奖学金和家教，根本没法子念，毕业后考上了托福，留学的费用都没有着落，只好去教书，现在能开玛莎拉蒂，大概早已改行。
也许沙先生那个开画廊的合伙人就是她也不一定。
我们到上回碧随拉我去的餐厅时，傅小泉也在那儿，坐在吧台的高脚椅上喝啤酒，见我们进去，勉强打了个招呼就溜走了。
“被他父母惯坏了。”文莉说：“他们就这么一个宝贝，要天上月亮也会摘下来给他。”
点完菜后，文莉谈到她目前的工作，她早巳辞去教职，到保险公司当招揽员。
“拉保险？”我很惊讶，像她这么优秀的女孩子怎么宁可舍弃教书的工作，去做保险？
她告诉我她的年薪已经到台币3百万，明年升上了支处长还会增加到5百万，我立刻由诧异变成敬意。
3百万！美金10万的年薪，不可谓不惊人。
“这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分析，才决定转行的理由。”她微笑，灯光下，她的某些角度很像安兰，在美国时，就常有人把她们俩弄混，外国佬看着黄皮肤总是很难分得清，更何况她俩从中学就同学起，在许多姿态，语气都因朝夕相处有共同性。
“教书呢？”我问。
“教员的薪水不扣税，实得约30万元。”
整整相差10倍，如果我能转行，大概也会立刻投入保险业的伟大行列。
“这是每个保险业者的年薪标准？”
“不一定，得看个人的人际关系，能力及投入的时间而定。”
“怎么说？”
“以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招揽员而言，如果努力一点，虽然各方面的能力还不稳定，但也可以月薪五六万以上，我做得比较久，老客户多，机会多一点。”
“如果你们的年薪都能维持这么高，表示许多人参加保险，台湾的市场只有这么大，不已经到了饱和了？”
“依照统计，台湾目前只有零点一的人保过险，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处女地。日本的比率是一点六倍，所以台湾的保险业仍大有可为。”她的态度开朗，完全是个女强人。
“你们在工作时会不会有职业障碍？”我问。我不知道如果安兰晓得她的好朋友在“跑街”会怎么想，但我可以想象，一名女子闯入别人的办公室，跟陌生人侃侃而谈一般中国人都非常忌讳的话题时，可能遇到的状况。
“你是说别人给我闭门羹吃？”她毫不在意：“任何保险员的工作都是从客户说‘不’字开始，若是每个人都有危机意识，保险业务员一上门就立刻答应，怎能证明我们的能力。”
原来如此。回想到许多年前我初在结婚宴上见到的文莉，跟此时此刻的女强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她变得太多了，我也不该再意图自她身上找到安兰的缩影。
“也许你一回来就在山村小筑隐居，没能立刻察觉到台湾在变，这里跟10年前，甚至5年前都大不相同，人人的脚步变快，目标变高，思想观念都更新。”文莉为我分析。
“总有人不变吧！”
“当然有。”她笑了。“坚持不变的人不是遭到淘汰，就是被遗忘。”
她打量着我，我猜她已经把我归入马上得遭淘汰的一群。
上菜后，我们的谈话进入了主题，她婉言相劝，如果我不积极一点开展览，很快就会被自大师级除名。
“我本来就不是大师。”我淡淡地说。
“依目前的统计，你还是最好的。”
照她的意思，我已逐渐由峰顶跌落，摔人谷底。
假若是20年前有人这么警告我，我会非常在乎，安兰也一直鼓励我站得更高，眺跳得更远，在那时这些都有它相当的意义，我做得也很好，只是那些巳不再是我全部的需要，我的生命渴望着宁静与自由。
名利固然可贵，但我物质上已有了基础，所以无拘无束更能使我体会到生命的意义。
“你变了。”她举起酒怀时，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似乎对我的消沉不满。
我举起怀，喝下了深红的酒液，我不想跟她说：“你也变了。”她怎么不该变呢？即使换做安兰，在3百万与30万的年薪上，也会有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