骊山一带是块风水宝地，除了秦始皇陵外，经常会在周边发现其他墓葬，有些墓葬甚至互相叠压在一起。既然这一带墓葬密度相对较大，怎么敢肯定兵马俑就一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它的主人为什么不会是埋在附近墓葬里的人呢？
并且，陈景元觉得，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还没有开始，很多具体的工作还没来得及开展，各大媒体就以 陕西发现秦始皇兵马俑 的大标题争相进行报道，这不成了先定xing，后发掘了吗？这显然有悖于考古工作的程序。
所有的这些都让陈景元对兵马俑的主属问题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由于没有相关的说明资料，陈景元对兵马俑的疑惑也与日俱增。他凭着当年对秦始皇陵研究的经验，感觉到考古队的这次判断很可能是个错误。
他把这些疑问写出来，转给考古队，希望得到圆满的解释，然而，陈景元始终没有得到回信。
那么，考古队的专家为什么没有答复他提出的问题呢？当年的兵马俑考古队又是如何对兵马俑做出定xing的呢？在兵马俑的考古发掘现场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袁仲一是当年兵马俑考古队的队长，自1974年7月15日随考古队来到了西杨村，在这里一gān就是30多年。他参与了兵马俑坑的勘探、发掘和研究的全过程，是兵马俑考古界最具权威的专家，享有 秦俑之父 的美誉。
在他的记忆里，74年到76年是一段令他至今难忘的时光，在这段日子里，他和考古队员们不仅经历了发现沉睡了2000多年的地下军团的喜悦，也经受了酷暑、严寒，工作环境恶劣等带给他们的重重考验。
袁仲一和考古队的队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每一天都不敢懈怠。但原本预计一个礼拜时间完成的工作，一gān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因为，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是，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罕见的、超乎想象的大型陪葬坑。虽然挖了很多的试掘方，也找到了1号兵马俑坑的边界，但谨慎的考古学家们却仍旧不敢妄下结论。
袁仲一当时的心qíng十分复杂，既兴奋，又担心。怕万一出了差错成为考古史上的笑柄。尤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出了问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为了稳妥起见，考古队又对1号坑进行了复探，复探比初探工作更为细致，几乎照顾到了俑坑的每一处细节。最终的试掘工作在1975年6月底结束，而有关兵马俑坑在学术上的定xing，即兵马俑时秦始皇的陪葬这一观点正是在这时才得出的。
此后，兵马俑才开始以 秦始皇的陪葬 的身份被刊登在各大报纸、杂志上。
所以，袁仲一认为，考古队是在对兵马俑经过了历时一年多的勘探和发掘、研究工作以后，对兵马俑坑进行的定xing的。而陈景元怀疑兵马俑先定xing后发掘，可能是因为不太了解qíng况而做出的一种猜测。
那么，既然是考古队经过仔细勘探和考古分析后得出的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这一定xing结论，面对陈景元提出的种种怀疑，考古队为什么不出来解释一下呢？
在袁仲一教授看来，其实，当他和陈景元的初次见面时，就已经回答了陈景元的疑问。
袁仲一教授指出，当时，考古队的勘探结果已经表明在西杨村发现的兵马俑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罕见的大型陪葬坑。俑坑属于秦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秦国的历史上，能够有这么大的财力和魄力修建如此庞大的陪葬坑的，除了秦始皇，还会有谁呢?
袁仲一教授认为秦始皇陵园的范围十分广阔，除了秦始皇陵地宫之外，还环绕有内城和外城。兵马俑虽然在外城之外，与秦始皇陵墓的距离貌似很远，但从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坑的面积看他们还时很相称的，它们之间的距离也是合乎比例的。
袁仲一教授认为，考古队通过勘探所做出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并且是有历史文献支持的。
然而，正是袁仲一教授提到的这段历史文献，却引来了陈景元新的质疑。
陈景元认为，即便是古书中提到的秦始皇曾命令丞相李斯将陵墓范围扩大三百丈这件事是真的，那其中的问题也仍然存在。他认为，秦代的三百丈换算成今天的国际标准尺寸应该是690米，也就是秦始皇陵园只向外扩大了690米，这与兵马俑坑与秦始皇坟墓之间的1500米的距离相去甚远。陈景元认为，考古队一定是忽视了这点，误把兵马俑坑纳入到秦始皇陵园的范围之内，从而导致了对俑坑主属和xing质的错误判断。
除此之外，在当年的考古队还流行着对兵马俑的另一种分析。
古代的秦国人都信仰一种观念，即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生前怎样，死后还要怎样。秦始皇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观念的局限。他生前是称霸六国、不可一世的皇帝，他死后仍然需要一支威武雄壮的军队守卫他的亡灵。兵马俑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下诞生的，所以它被安置在秦始皇陵地宫城墙的外面，象征着守卫京城的部队，离陵墓有一段距离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