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摇摇头，遂把“乌台诗案”来龙去脉讲了一遍，极力为苏轼与王诜辩白，称他们无辜遭人陷害，请太皇太后作主出面相救。
太皇太后立即把顼召来，问他：“听说官家下令将苏轼收监关押，不知他所犯何罪？”
顼答道：“苏轼《钱塘集》中诗歌多含讥讽朝政、怨望朝廷、毁谤君父之意，实属大不敬，理当治罪。”
太皇太后拿起手边一册《钱塘集》，冷笑问道：“你指的就是这册子里的那些诗？我也看了，只从中看出苏轼一片忧国忧民、忠君爱国之丹心，却没看出什么怨望朝廷、毁谤君父之意。”
“旱灾之后天下甫定，苏轼在此时写诋毁新法之诗，并由王诜相助在京城出版，实有淆乱人心、激起世人对朝廷怨怼不满之不利影响，朕必须将其治罪。”顼向太皇太后解释道，并背诵出其中几句明显针对新法之诗句作证。
太皇太后听他说完，恻然道：“这能作什么证据？就凭几句诗就要将苏轼处死？你看那诗三百篇，大多都有针砭时弊之意，若要一个个追究，将作者尽数伐除，那不成部遗言集了么？文人作诗填词，旨在抒发一时的感慨，并非真有什么不敬谋逆之心，就算真有一两处讥讽朝政之处，也是诗人常qíng，意在劝谏君主正视民生问题。若将这些微刺眼的文字罗织成罪，亦非人君慎狱怜才的道理。我记得当初苏轼、苏辙两兄弟初入制科之时，仁宗皇帝便非常欣赏他们的才学，欣慰地说：‘朕为子孙得到两个好宰相了！’而今我看指控苏轼的那些人动机十分可疑，想必不是忌才中伤便是因私报复，你不可不加以细察。而且苏轼德才兼备，在民间、在文坛都有极高声誉，你若要处死他，杀的便不只是他一人了，随他陪葬的还有天下民心，而留给你的则是借杀人而箝天下之口的千古骂名呀！”
太皇太后一席话令顼有恍然顿悟之感，其实，就他本心来说也是不想治苏轼死罪的，只是案qíng被李定舒亶等人刻意闹大了，仿佛不杀苏轼不足以平众怒似的，令顼不免下不了台。而太皇太后的话将他从毁才箝口的歧路上拉了回来，使他清楚地意识到再要严惩苏轼当真是心胸狭隘、不能容才的表现，绝非明君之所为。
从庆寿宫退下后，他适时地收到了吴充呈上来的为苏轼求qíng的奏章。很好，他现在就需要这样的奏章，以使他从宽处理苏轼案件的决定显得顺乎人心。看着吴充的奏章，不知不觉竟有愉然笑意逸出。
吕惠卿听闻皇上有宽贷苏轼之意大感不妙，立即招集党羽要他们再细看《钱塘集》寻找“反诗”，另外，也开始再设新计陷害苏轼。他如此忌恨苏轼倒也不仅仅是苏轼与他作对不推行手实法，苏轼才高声誉好，连两宫太后、甚至皇上也经常称赞，若世事再变，王安石隐退，要再选执政大臣，说不定苏轼会在两宫太后推荐下重被起用，那他就会是影响他吕惠卿飞huáng腾达的最大绊脚石了。所以，从长远计，现在应该坚决将他置之死地以绝后患。
他把目光投向了曾与苏轼有诗词唱和的歌jì身上。
一日午后，有一女子来到王安石相府门口哭着哀求，说要求见王公子。王安石在中书门下办公，而王雱这些日子频频往来于朝中权臣士大夫之家，此刻并不在，守门家奴便将此事禀告了王夫人。王夫人问那女子何种模样，家奴答说年轻漂亮，衣着入时，像是歌jì，王夫人颇为不悦，还道是儿子在外欠下什么风流债被歌jì找上门来，遂吩咐家奴告诉她公子不在，将她赶走。但家奴随后又返来说她坚持不肯走，她说若是公子不在就求见少夫人，少夫人也是认得她的。王夫人心下诧异，心想儿子认识歌jì倒不足为奇，怎么媳妇竟也认得。于是终于首肯，同意放她进来，并让人请庞荻下楼来见。
庞荻一见之下认出那歌jì是王雱与她新婚不久时带她去浮香楼见到的杭州歌jì顾凌云，便微笑问她：“许久不见，你与你姐姐还好么？”
顾凌云立即朝她跪下，倾泪如雨泣道：“我姐姐现已入狱，被折磨得气息奄奄，只怕再这样下去迟早xing命不保。请少夫人将此qíng告诉王公子，请他设法相救，公子与少夫人的大恩大德我们姐妹来生结糙衔环必将相报！”
庞荻立即扶起她惊问：“出了什么事，何至于是呢？”
于是顾凌云向她道出缘由。吕惠卿以前多次去浮香楼要顾凌波作陪，或邀她到府中聚会唱曲，但顾凌波觉得他为人jian佞，很是厌恶，所以每次均找借口推辞，自然引起吕惠卿的不满怨恨。而今苏轼案发，吕惠卿想找曾跟他有来往的歌jì，让她们指证苏轼言谈诗词时有谤议朝政、诋讪君父之语，证明他非但大不敬还实有逆心，另外还可借此告他身为朝廷命官却无节制地狎玩jì女、有伤风化之罪。他首先想到的歌jì就是顾凌波，遂命狱卒将她逮捕投入狱中，要她“供出”苏轼的“逆反”之言及她与苏轼的“jianqíng”，甚至连“供词”都替她写好了，只等她画押。不想顾凌波坚qiáng刚烈无比，只破口怒骂他陷害忠良，高声称赞苏轼品行高洁、忠君爱国，又坚称苏轼是君子，与她之间清清白白并无私qíng。吕惠卿授意下属对她用刑，岂料可用之刑一一试遍她还是不招。几番痛得晕了过去，但醒转之后仍是大骂而不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