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好不容易找到了王安石跟此案的这点些微联系，自然决意从此中大作文章。他的心腹范百禄差人搜出了李士宁十七八年前送给赵世居母亲康氏的诗，便一口咬定其中有谋反之意，令人把李士宁逮捕监禁起来，并严刑bī问他与王安石的关系，yù借此株连王安石。李士宁在忍受不了刑罚折磨之下把与王安石jiāo往的所有细节一一道出，供出了王安石写给他的书信及赠诗。吕惠卿又想从这些诗文里抠字眼找出“谋反”证据，并同时派亲信党羽在朝中散布王安石与此案“关系密切”的言论，一时许多人都将怀疑的眼光投向王安石，他的处境立即变得危险而尴尬起来。
王安石既震惊又无奈，在家中频频悲斥吕惠卿忘恩负义、反目相噬。而他的儿子王雱可不会甘愿毫无反抗地坐以待毙，自返京以来他刻意与谏官、御史等有影响的大臣频繁jiāo往，渐渐已组织起了依附于他们父子的一股势力，现在他觉得终于到了可以运用的时候了。
他先与一同与邓绾、范百禄审理此案的御史里行徐禧密谋商议力保王安石之策，认为要使父亲完全摆脱此案影响就应该证明李士宁无罪。于是让徐禧竭力与邓绾、范百禄二人对抗，设法引证力辩李士宁无罪。赵顼见审案大臣意见不合，便又命李宽、张琥两人来查断他们谁是谁非，幸而最后追查出李士宁送给赵世居母亲的诗原来正是仁宗皇帝当年赐给李士宁的御诗，因此李士宁得以免死，只以仗罪送湖南编管。赵世居被赐死，李逢、徐革伏诛身亡。而受吕惠卿指使企图诬陷王安石的范百禄也被赵顼以坐报上不实的罪贬监宿州税。
王雱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化解了父亲的危机，也等于是给了吕惠卿第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并不想就此罢休，此事于他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扑灭了吕惠卿嚣张的气焰，接下来就到好好整治他的时候了。
他看出在如今依附吕惠卿的大臣中，最有势力的是御史中丞邓绾，若是将他拉拢让他在关键时候对吕惠卿反戈一击，那便是对吕惠卿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最有效的报复手段。邓绾此人软弱怕事，又生xing爱见风使舵，他原来是被王安石提拔升职的，后来王安石罢相后见吕惠卿气势大涨便依附于他，王安石复相后他也曾在两者之间犹豫，但一想觉得王已是qiáng弩之末，而吕惠卿前途看好，所以把宝押在了吕的身上。不料吕惠卿为王安石jīng心设计的谋反一案竟被王雱两下轻松化解，邓绾不免心惊，意识到吕惠卿的那点头脑与手段在王安石父子面前简直形同儿戏，故此在王雱向他流露出yù将他重新收用之意，甚至还没拿出预想的威bī利诱计划时，邓绾早已俯首帖耳信誓旦旦地表忠心了。
收服了邓绾王雱便再无顾忌。立即授意自己的党羽御史蔡承禧在延和殿午朝上，公开向皇帝赵顼上呈奏表，率先弹劾吕惠卿：“惠卿弄权自恣，朋比欺国，如章惇、李定之徒，皆为死党，曾旼、刘泾、叶唐懿、周常、徐申之徒，又为奔走，此jian恶之尤大者。”
此指控一出满朝轰动，平日不满吕惠卿行事者、坚决支持王安石者及那些见风使舵擅打落水狗者纷纷站出附议，而韩绛更是推波助澜，把一份早已拟好的奏表自袖中取出，亲自朗声念道：“惠卿jian巧，路人皆知。执政两载，党羽已成，现朝政中梗而难以上通下达，乃惠卿布局之密，风雨不泄。臣深感惶恐……”
吕惠卿顿成众人攻击中心，百口莫辩，惶然四顾，只觉四面楚歌。
赵顼一时也不知如何处理才好，便朝王安石望去。王安石本来一直垂目而立，面无表qíng，既不附议攻击吕惠卿也不出言为其辩解，但此时感觉到了赵顼询问的目光，便轻叹一声，出列劝道：“惠卿年轻，处事也许是有不慎重之处，但说朋比欺国未免太过。惠卿多年相助陛下与微臣大力变法，功大于过，何况现今《三经新义》尚未撰成，若在此时降罪于修撰此书的变法重臣，于qíng于理都是不合适的。”
赵顼点头同意，遂未按众人建议贬放吕惠卿。
王雱很不理解父亲的行为，认为好不容易把吕惠卿bī入困境却被父亲一句话解救出来，几乎前功尽弃。王安石向他解释道：“我还是那句话：现今变法形式尚不稳定，旧党虎视耽耽准备伺机反击，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大闹内讧给旧党口实与诬蔑新党行事的机会。对反对变法的人坚决打击并无不妥，但对自己新党中人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