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小拖过绒线衫来替百顺盖盖好，想起从前同百顺同男人一起去看电影，电影里一个女人，不知怎么把窗户一推，就跨了出去；是大风雨的街头，她歪歪斜斜在雨里奔波，无论她跑到哪里，头上总有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阿小苦恼地翻了个身，在枕头那边，雨还是哗哗下，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她在雨中睡着了。
将近午夜的时候，哥儿达带了女人回来，到厨房里来取冰水。电灯一开，正照在大菜台上，百顺睡梦里唔唔呻吟，阿小醒了，只做没醒。她只穿了件汗衫背心，条纹布短裤，侧身向里，瘦小得像青蛙的手与腿压在百顺身上，头上的两只苍蝇，叮叮地朝电灯泡上撞。哥儿达朝她看了一眼。这阿妈白天非常俏丽有风韵的，卸了装却不行。他心中很觉安慰，因为他本来绝对没有沾惹她的意思；同个底下人兜搭，使她不守本分，是最不智的事。何况现在特殊qíng形，好的佣人真难得，而女人要多少有多少。
哥儿达捧了一玻璃盆的冰进去。女人在房里呵呵笑着，她喝下的许多酒在人里面晃dàng晃dàng，她透明透亮地成了个酒瓶，香水瓶，躺在一个盒子的淡绿碎鬈纸条里的贵重的礼物。门一关，笑声听不见了，qiáng烈的酒气与香水香却久久不散。厨下的灯灭了，苍蝇又没头没脑扑上脸来。
雨仿佛已经停了好一会。街上有人慢悠悠叫卖食物，四个字一句，不知道卖点什么，只听得出极长极长的忧伤。一群酒醉的男女唱着外国歌，一路滑跌，嘻嘻哈哈走过去了；沉沉的夜的重压下，他们的歌是一种顶撞，轻薄，薄弱的，一下子就没有了。小贩的歌，却唱彻了一条街，一世界的烦忧都挑在他担子上。
第二天，阿小向开电梯的打听楼上新娘子为什么半夜三更寻死觅活大闹。开电梯的诧异道：“哦？有这事么？今天他们请客，请女家的人，还找了我去帮忙哩。”还是照样地请了客。
阿小到阳台上晾衣服，看见楼下少爷昨晚乘凉的一把椅子还放在外面。天气骤冷，灰色的天，街道两旁，yīn翠的树，静静的一棵一棵，电线杆一样，没有一点胡思乱想。每一株树下团团围着一小摊绿色的落叶，乍一看如同倒影。
乘凉仿佛是隔年的事了。那把棕漆椅子，没放平，吱格吱格在风中摇，就像有个标准中国人坐在上头。地下一地的菱角花生壳，柿子核与皮。一张小报，风卷到yīn沟边，在水门汀栏杆上吸得牢牢地。阿小向楼下只一瞥，漠然想道：天下就有这么些人会作脏！好在不是在她的范围内。
（一九四四年九月）年青的时候
潘汝良读书，有个坏脾气，手里握着铅笔，不肯闲着，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他对于图画没有研究过，也不甚感兴趣，可是铅笔一着纸，一弯一弯的，不由自主就勾出一个人脸的侧影，永远是那一个脸，而且永远是向左。从小画惯了，熟极而流。闭着眼能画，左手也能画，唯一的区别便是：右手画得圆溜些，左手画得比较生涩，凸凹的角度较大，显得瘦，是同一个人生了场大病之后的侧影。
没有头发，没有眉毛眼睛，从额角到下巴，极简单的一条线，但是看得出不是中国人——鼻子太出来了一点，汝良是个爱国的好孩子，可是他对于中国人没有多少好感。他所认识的外国人是电影明星与香烟广告肥皂广告俊俏大方的模特儿，他所认识的中国人是他的父母兄弟姊妹。他父亲不是个坏人，而且整天在外面做生意，很少见到，其实也还不至于讨厌。
可是他父亲晚餐后每每独自坐在客堂间喝酒，吃油炸花生，把脸喝得红红的，油光贼亮，就像任何小店的老板。
他父亲开着爿酱园，也是个店老板，然而……既做了他的父亲，就应当是个例外。
汝良并不反对喝酒。一个人，受了极大的打击，不拘是爱qíng上的还是事业上的，踉踉跄跄扶墙摸壁走进酒吧间，爬上高凳子，沙嗄地叫一声：“威士忌，不搁苏打！”然后用手托住头发起怔来，头发颓然垂下一绺子，扫在眼睛里，然而眼睛一瞬也不瞬，直瞪瞪，空dòngdòng——那是理所当然的，可同qíng的。虽然喝得太多也不好，究竟不失为一种高尚的下流。
像他父亲，却是猥琐地从锡壶里倒点暖酒在打掉了柄的茶杯中，一面喝，一面与坐在旁边算帐的母亲聊天，他说他的，她说她的，各不相犯。看见孩子们露出馋相了，有时还分两颗花生给他们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