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从前那间房子充满了喧哗——留声机上唱着卡门麦兰达的巴西qíng歌，学生们动不动就摔碗骂厨子。现在这里躺着三十几个沉默，烦躁，有臭气的人，动不了腿，也动不了脑筋，因为没有思想的习惯。枕头不够用，将他们的chuáng推到柱子跟前，他们头抵在柱子上，颈项与身体成九十度角。就这样眼睁睁躺着，每天两顿红米饭，一顿gān，一顿稀。太阳照亮了玻璃门，玻璃上糊的防空纸条经过风chuī雨打，已经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驳的白迹子像巫魔的小纸人，尤其在晚上，深蓝的玻璃上现出奇形怪状的小白魍魉的剪影。
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虽然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夜里没有什么事做。病人大小便，我们只消走出去叫一声打杂的：“二十三号要屎乒。（“乒”是广东话，英文Pan的音译）”或是“三十号要溺壶。”我们坐在屏风后面看书，还有宵夜吃，是特地给送来的牛奶面包。唯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qíng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yīn沉地站在他chuáng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点钟，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烧牛奶，老着脸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过病房往厨下去。多数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睁睁望着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为美丽的。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huáng铜锅，手疼得像刀割。锅上腻着油垢，工役们用它煨汤，病人用它洗脸。我把牛奶倒进去，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象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踪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只白蜡烛，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shòu。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jiāo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jī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念日文。派来的教师是一个年轻的俄国人，huáng头发剃得光光地。上课的时候他每每用日语问女学生的年纪。她一时答不上来，他便猜：“十八岁？十九岁？不会超过廿岁罢？你住在几楼？待会儿我可以来拜访么？”她正在盘算着如何托辞拒绝，他便笑了起来道：“不许说英文。你只会用日文说：‘请进来。请坐。请用点心。’你不会说‘滚出去！’”说完了笑话，他自己先把脸涨得通红。起初学生黑压压拥满一课堂，渐渐减少了。少得不成样，他终于赌气不来了，另换了先生。
这俄国先生看见我画的图，独独赏识其中的一张，是炎樱单穿着一件衬裙的肖像。他愿意出港币五元购买，看见我们面有难色，连忙解释：“五元，不连画框。”
由于战争期间特殊空气的感应，我画了许多图，由炎樱着色。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欢喜赞叹，似乎太不像话，但是我确实知道那些画是好的，完全不像我画的，以后我再也休想画出那样的图来。就可惜看了略略使人发糊涂。即使以一生的jīng力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也是值得的。譬如说，那bào躁的二房东太太，斗jī眼突出像两只自来水龙头；那少奶奶，整个的头与颈便是理发店的电气chuī风管；像狮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传染病的jì女，衣裳底下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
有一幅，我特别喜欢炎樱用的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使人联想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那两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