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她，是有一次gān部开大会。他在苏北的新四军里——那时候他就用着现在的名字，叫王霖。那次把所有的gān部都集中在一个小县城里上大课，借一个地主的住宅。地主本人不在那里，搬到芜湖去了。那yīn黑的大厅，竖着一根根青石柱子，风飕飕的，有点像户外的huáng昏。大家都坐在砖的地下听演讲，各人记笔记，膝盖上顶着一本拍纸簿。演讲照例是以喊口号作为结束。大家一律站起来跟着喊，“毛主席万岁!”同时把帽子纷纷毛到空中去，用尽力气，能丢多高就丢多高。但是帽子落下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本事接到自己那一顶。大家正手忙脚乱满地抢帽子，演讲的人倒已经又高高竖起一只手臂，嘶哑也跟着往上一提。“史达林万岁!”他高叫着
“史达林万岁!”大家跟着一声呐喊，一只只帽子又黑雨似地飞上天去。
散会以后，王霖注意到一个女gān部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那里，很为难的样子。她搭错了一个帽子。她年纪非常轻。别的女gān部的头发都是剪短了，油腻腻地披在面颊上，她却是梳了两只辫子，盘在头顶上，藏在帽子时面，完全看不见。所以平时一眼看上去，会把她当作一个男孩子，尤其因为她那清的没有血色的脸，两只眼睛分得很开，是一个清俊的男孩子的面貌。但是现在没戴帽子，露出辫子来，就完全像一个女学生了。她穿的一套制服太大了，穿在身上，倒更显得身材纤弱。
王霖把自己头上的一顶污旧的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翻过来看了看，显然是他自己的。实在不好意思走上去问她是不是她的帽子被他拾了来了。有好几个男gān部都拿着帽子去问她，但是没有一个是她的。后来有一个人发现有一顶帽子高栖在一根屋梁上。一个姓俞的青年马上设法弄了一旧梯子来，爬上去替她拿了下来。王霖离开会场的时候，俞同志还站在那里和她说话。王霖虽然明知道俞同志职位太低，还没有结婚的资格，但是并不因此就觉得安心。
“刚才闹丢了帽子的那个是谁?”他仿佛很不耐烦地问另一个gān部。“真是笑话!”
“我没有看见过她。是新来的——怎么，你对他有意思?”“别胡说!”
饭后，他又试着问另一个人。“那梳辫子的那个——她的爱人是不是姓陈?”
“她没结过婚吧?你是说沙明是不是?她来了还不到一年，在电讯组，没结婚。”
“大概我认错了!”他喃喃地说：“还当她是陈同志的爱人。”
女gān部都在合作社里过夜。他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到合作社去，要求和沙明同志谈话。
这里也按照普通店堂的布置，一边摆着一排红木椅子，两张椅子夹着一只茶几。他坐了下来，背后后墙上挂着红纸对联，祝贺合作社开张之喜。
“这该是好兆头!”王霖想：“在一个合作社里向她求婚。这应当是我们在革命岗位上终生合作的开始。”
清晨的阳光从门外she进来，照亮了他脚边的一筐筐的米与赤豆，灰扑扑的蘑菇与木耳，还有大片的笋衣，发出那gān枯的微甜的气味。女gān部们在柜台上大声谈讲着，卷起她们的铺盖。她们昨天晚上还睡在柜台上。
然后他看见沙明匆匆地向他走来。王霖自我介绍了一下。“我想跟你谈谈!”他说。她微笑着坐了下来，显然是准备着接受批评。后来她苦诉他，她当时以为他一定是为了她打辫子的事，来向她提意见，因为她两根辫子已经引起了许多批评。
“我听见说你还没有结婚，”王霖说。“我也没有。我提义我们向组织上请求结婚，你认为怎么样?”
她倒很镇静，他想。当然她仿佛是有一点诧异。我微笑着回答：“考虑考虑吧!”
“在我这一方面，是没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我已经决定了。”
她仍旧微笑着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步骤，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他没有bī迫她马上决定。在阳光中看见她，使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她像一张泛了huáng的照片，看上去是那样年轻，而是褪了色的。他仿佛觉是他得要小心，那照片不能用手指去碰它，不然更要褪色了，变得更淡，甚至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