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烟与死亡更是公众的事了。闹房的甚至有藏在chuáng底下的。病人"回光反照"的时候，黑压压聚了一屋子人听取临终的遗言，中国的悲剧是热闹、喧嚣，排场大的，自有它的理由；京戏里的哀愁有着明朗，火炽的色彩。
就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xing里有一点粗俗。"事无不可对人言"，说不得的便是为非作歹。中国人老是诧异，外国人喜欢守那么些不必要的秘密。
不守秘密的结果，最幽微亲切的感觉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观者自卫地解释一下。这养成了找寻藉口的习惯。自己对自己也爱用藉口来搪塞，因此中国人是不大明了他自己的为人的。群居生活影响到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之间很少有真正怪癖的。脱略的高人嗜竹嗜酒，爱发酒疯，或是有洁癖，或是不洗澡，讲究扪虱而谈，然而这都是循规蹈矩的怪癖，不乏前例的。他们从人堆里跳出来，又加入了另一个人堆。
到哪儿都脱不了规矩。规矩的繁重在舞台上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京戏里规律化的优美的动作，洋人称之为舞蹈，其实那就是一切礼仪的真髓。礼仪不一定有命意与作用，往往只是为行礼而行礼罢了。请安磕头现在早经废除。据说磕头磕得好看，很要一番研究。我虽不会磕，但逢时遇节很愿意磕两个头。一般的长辈总是嚷着："鞠躬！鞠躬！"只有一次，我到祖姨家去，竟一路顺风地接连磕了几个头，谁也没拦我。晚近像他们这样惯于磕头的人家，业已少见。磕头见礼这一类的小小的，不碍事的束缚，大约从前的人并不觉得它的可爱，现在将要失传了，方才觉得可哀。但看学生们鱼贯上台领取毕业文凭，便知道中国人大都不会鞠躬。
顾兰君在《侬本痴qíng》里和丈夫闹决裂了，要离婚，临行时伸出手来和他握别。他疑心她不贞，理也不理她。她凄然自去。这一幕，若在西方，固然是入qíng入理，动人心弦，但在中国，就不然了。西方的握手的习惯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因之握手成了自然的表现，近于下意识作用。中国人在应酬场中也学会了握手，但在生离死别的一刹那，动了真感qíng的时候，决想不到用握手作永诀的表示。在这种qíng形之下，握手固属不当，也不能拜辞，也不能万福或鞠躬。现代的中国是无礼可言的，除了在戏台上。京剧的象征派表现技术极为彻底，具有初民的风格，奇怪的就是，平戏在中国开始风行的时候，华夏的文明早已过了它的成熟期。粗鄙的民间产物怎么能够得到清朝末叶儒雅风流的统治阶级的器重呢？纽约人听信美术批评家的热烈的推荐，接受了原始xing的图画与农村自制的陶器。中国人舍昆曲而就京戏，却是违反了一般评剧家的言论。文明人听文明的昆曲，恰配身份，然而新兴的京戏只有一种孩子气的力量，含了我们内在的需要。中国人的原始xing没有被根除，想必是我们的文化过于随随便便之故。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找到中国人的永久的青chūn的秘密。夜营的喇叭
晚上十点钟，我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chuī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的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
我说："又chuī喇叭了。姑姑可听见？"我姑姑说："没留心。"
我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我说："啊，又chuī起来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声音极低，绝细的一丝，几次断了又连上。这一次我也不问我姑姑听得见听不见了。我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
可是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chuī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qíng，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
一九五四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给胡适先生，另写了封短信，没留底稿，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收到的回信一直郑重收藏，但是这些年来搬家次数太多，终于遗失。幸而朋友代抄过一份，她还保存着，如下：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