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里某一刻，夕阳西下，孟旷与穗儿携手，互相依偎着从山上采花归来。岁月的流逝却并未给她们带来相貌上的苍老，她们仿佛青春永驻一般，依旧那样年轻漂亮。穗儿望着橘红色的日轮隐没在山脉的腰线之下，突然迷茫问道：
“阿晴，家里的孩子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难道这一辈子，就让他们永远留在这山林之间吗？”
“这有什么不好呢？”孟旷反问道。
“是啊……也许没什么不好。但这样的一生，或许也因为未曾见识过外面的世界而显得遗憾许多。家里的孩子们，能文能武，各个才华出众。如此勤学苦练，将来却无用武之地，实在是让我……有些慨然。”穗儿低声道。
孟旷沉默了片刻，缓缓舒了口气道：“这山河落日，也何尝不是一种美景。若孩子们愿意走入这美景之中，咱们也不该拦着。未来的路会如何，就让他们迈步去走吧。”嘉靖末年，当垂垂老矣的大才子杨慎于自己的《廿一史弹词》中写下《临江仙》时，是否只是感怀于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还是竟有预见洞彻之明，瞧见了王朝末尾的阴影袭来。这王朝如江水之上的一帆舟楫，在暗礁丛生、强波拍打下颠簸碰撞，历尽劫难，终究是在杨慎身故六十年后，迎来了最大的危机。
万历二十八年，杨慎身故四十年后。经历三大征，大明国帑空虚，财富凋敝，人民生活愈发困苦。然而盼望着战后四海升平的老百姓们，却没有盼来励精图治的帝王，盼来的只是一个自此以后深居宫中，再也不曾于前朝露过面的皇帝。而朝政，自此把握在了几个朝政党派之中。这些党派，彼时显得很老实，但党争的阴影已然开始逐渐攀浮于上。
万历三十一年，大明内部表面上仍旧一片歌舞升平的气象。但边疆已然有巨大的战争阴云浮现。海西女真在连年的内斗之中被建州女真逐步蚕食吞并，建州女真一统辽东域外。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迁都于赫图阿拉，称“大金覆育列国英明汗”，改元天命，成为大金汗王。这位曾被孟旷等锦衣卫包了饺子，差一点亡于起家时期的女真猛士，此时已然茁壮成长为辽东域外的巨大隐患，剑指大明。但是万历统治的第三个十年，大明内部似乎对此视若无睹，一切都似乎被压制在某种平衡之下，暗流只在明眼人的判断之中涌动。
进入万历统治的第四个十年后，随着皇帝年岁渐长，身体每况愈下，关于太子的人选日益成为整个朝政讨论的中心，而围绕着皇储问题，大明党争的阴影终于开始愈演愈烈。官僚队伍之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甚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郑贵妃之子福王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
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发生了一起令人匪夷所思的闯宫大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居然通过了重重宫禁，持棍闯入太子居所慈庆宫，打伤了守门太监，惊吓皇太子常洛，但被及时赶到的太子内侍韩本用当场抓捕。事发后，案件进入审理，却因陷入复杂的政治漩涡斗争而如堕迷雾。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朝野宣沸，矛头指向皇位争夺者郑贵妃。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皇帝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且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之后人们将这起迷案称之为“梃击案”。
万历四十六年，域外大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以大明偏袒叶赫部为契机，颁布“七大恨”，公然起兵反明。次年，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天命四年，萨尔浒战役爆发。杨镐率领的明军分四路大军围剿女真，却因情报泄露，被努尔哈赤“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各个击破，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惨败内撤。抚顺关外，满眼望去尽是明军的尸山血海。经此一役，明军再无平灭女真之力。
自四十六年九月起，朝廷先后三次下令向全国征缴田赋，称之为“辽饷”。又因盗匪四起，叛军丛生，征缴“剿饷”“练饷”，合称为“三大饷”。繁重的赋税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民怨沸腾，各路反叛军、起义军连番揭竿而起，压下葫芦浮起瓢。老皇帝郁郁寡欢，愁眉不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