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接下来，又会演变成对领导个人独裁的崇拜。
符合人类利益，改变全人类的命运才应该是努力的方向，哲学的使命应该是为全人类的
发展指明方向。 那一瞬间，我从马克思主义中完全跳了出来。 1968年末，我开始将以人类
为中心的历史观体系化。到1970年10月，共写了100页纸。 对我的批判发生在1968年。
那之后的一天早上，我在门前的院子里见到了同住一个小区的组织部副部长。他对我说，“原
来秘书室的人都走了，党中央考虑，这样对领袖权力不利，所以正在重新判定huáng校长的错误，
您再等等，会有好消息的。” 那场对话之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金日成的电话。听
着金日成的电话，我很紧张， “同志长期在我身边工作，我相信，你具有革命的世界观，所
以让你做了大学校长，是想让你独挡一面。现在我依然认为你的革命观没有改变，但是怎么
会写那些胡乱文章呢？文章在社会上影响不好，让大家产生思想混乱。” “我很抱歉”
“抱歉？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党中央决定重新启用原来秘书室的同志们。我知道你丈人
的事与你无关，朴胜玉5也重新回大学上班吧。” 我说不出别的话，金日成又说了些其它无
甚紧要的事。 从那之后，金日成每次演讲都会把我叫过去参加，他还常常深夜打电话给我询
问关于演讲稿的意见。我不能不感动，忠诚的辅佐金日成同志是我唯一的生路。 1968年12
月31日，我正巡视学生食堂，党支部指导员跑过来告诉我说金正日来了。当时我正得病，衣
服穿的也不正式，但是没有时间耽搁了。金正日在门口对我说，“校长抓紧时间，领袖和首长
们都等着您呢”。 我随着金正日进入了金日成所在的房间。论文事件之后，这还是我第一次
正式与金日成见面。金日成笑脸相迎。崔永建和金日也很高兴的欢迎我。那天的宴会是新年
宴会，本来我并不属于参会对象，但是金日成突然指示要我参加。 我不知道是谁说服了金日
成重新启用我，在秘书室包括我在内一共四个人，我在学校，另一位从教育相退职又复职，
室长被发配到地方，这次也回来了。另一位被安排在社会科学院，但是没能回来就死了。那
次事件之后，秘书室成为一个单独的部门，不少人在那里上班。
5译注：即huáng的妻子。
1970年10月初，我以汇报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反省成果为由，要求面见金日成。10月
20日，金日成早上在办公室会见了我。那天是周日，我讲了三年时间里为了修正思想所做的
努力，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认识和金日成主体思想的本质的哲学判断。 我说想将主体
思想哲学化，金日成很满意，他说，“那么以后，校长你只要挂个名，专心研究你的哲学事业
吧，现在和我一起去一趟学校。”我与金日成一起逛了大学一圈，jiāo流了关于大学教育的问题。
一个月后，1970年11月，第五届党大会上，我发言后金日成讲了一个小时，对我给予很高
的评价，金日成说我的错误只是理论错误，为了改正错误，我做出很大努力。 这是很破例之
举，后来会议的领导机关选举中，我从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1971年初，我带领两名助
手，去了huáng海南道休养胜地。一位曾经是秘书室的科长，一位苏联留学归来的经济专家，我
们被驱逐后，他升为副室长。另一位是宣传部理论宣传科长楊亨燮（…）的妻舅金容元（…）。
也就是说，他是金日成的堂兄弟。 我带领他的原因之一是他很善良，很听话。还有一个考虑，
动员他家的一个人站在我这边对我的事业有助。而且，我写文章也需要专业的人士帮助。 我
的心qíng很难用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错在哪里我已经完全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梦幻已经完
全破灭。 我那位经济专家助手很自豪的说他读过七遍资本论。对我的新哲学理论半信半疑。
我问他是否对资本论都理解了，他回答“当然不是，还有没能理解的部分”。我让他找出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