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是一九四八午十月十一日军委改变了“冬chūn夺取徐州”的计划，提出：淮海战役（当时，战役目的仅是歼灭huáng百韬和海州，两准地区之敌）结束后，估计此时“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华野“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荷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并指示一九四九年一月休整，二月西兵团转移至中原，三月至七月协同刘邓开始上述作战，“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第四次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军委决定大约在—九四九年五月或六月渡江。当时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杜聿明集团已被我紧紧包围，huáng维兵团即将全部就歼，淮海战役胜利的大局已定。中央指示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pào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占领长江以北，准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并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这次军委渡江决定与以前几次不同，这是在南线同敌人进行了战略决战，将南线敌人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之后渡江。
关于渡江问题，我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也经常在考虑。我是把它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到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qiáng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入主力的决战。济南战役，敌人南线三个兵团在我前沿徘徊，不敢北上jiāo手，说明敌人是在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我打大规模之仗，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热。
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保障条件。我认为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又以在徐蚌地区决战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华中老根据地，距华北也不远，人力物力的支援更为充裕和便利。但是，是否在江北决战，还要看全局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的牲利，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这个现实xing显示出来了。于是我们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辰时电报中央军委，提出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以迫使敌人在江北与我决战为有利。我们于歼灭huáng百韬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我们的建议符合中央军委的意图。九日毛泽东同志为军委起糙的复电指出：“齐（八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重大决策将大大有利于我军尔后的渡江作战和在长江以南的作战。因此，当决战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接到中央军委十二月十二日的来电，我不禁为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决策的英明和战局发展的顺利而感到格外振奋
总前委于十二月十七日开会对中央十二日指示进行了讨论，由刘伯承、陈毅二同志亲赴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并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战役前的形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巳濒临总崩溃的境地。国民党军在两年多的作战中，共损失四百九十五万人，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jīng锐主力部队，巳被我歼灭殆尽。残存的作战部队不足一百五十万人，而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政治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bī迫蒋介石下野。一些高级将领公开要求蒋介石停战言和。经济上财政已山穷水尽，物价飞涨，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迅速破产，民怨沸腾，岌岌不可终日。总之，国民党当时的形势是军事上主力被歼，土气丧尽，政治上众叛亲离，人心失尽，经济上财政崩溃，力量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