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次挫折，中央放弃了打到广东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红四军撤回赣南、闽西，继续发展。
红四军主力的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后来，建立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在中国出现了两个中央政权的对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到了新的阶段。
我从南昌起义到进入赣南、闽西，已经历了三次大的战略转移。第一次是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第二次是cháo汕失败后转战粤闽湘赣上井冈山，第三次是向赣南、闽西的进军。每次行动都是同战略出击方向的选择相关联的，而几次试图在广东、湖南打开局面，都遭到挫折。我从这些曲折中体会到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问题。要对敌我形势作正确的分析，要对具体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选择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同时出击时机的选择也十分重要。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地区出发，正值蒋桂战争爆发前夕和湘粤赣三省敌军即将“会攻”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避开敌人进攻，冒着危险直cha赣南、闽西。一九三○年三月下旬，蒋桂战争全面爆发，红四军在闽西得以初步站住脚。当时毛泽东、朱德同志不仅选择了蒋介石无法以更多兵力遏阻我实现战略转移意图的时机，而且科学地预见到战略转移后的军阀混战局面，预见到从此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学习选择战略发展方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
在反“围剿”斗争中
一九三○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形势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已建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苏区。全国其它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也很快。但与此同时，立三“左”倾错误已经在上海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影响波及到了红军的作战指导。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们开始着新的行动，经受着新的锻炼。
一九三○年八月，主力红军奉中央之命攻取大城市。这时我已调到红十二军任支队长。红十二军是在一九三○年四月成立的，军长是罗炳辉同志。我们的部队奉命由赣南向湖南进军。在上海的党中央向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对于广大指战员来说，这个口号是颇有吸引力的，谁不想早日夺取全国胜利嘛！我们深怀着革命的激qíng，开始新的行动。沿途打了一个较大的仗——攻取文家市。记得八月—十九日那天天气特别热，我们的部队huáng昏时出发，急行军跑了三十五公里，从一条河的中段游了过去，二十日拂晓，一下子就冲到了敌人的阵地前面，其气势好比从天而降。敌人措手不及，打了不到一个小时，戴斗垣一个旅就被歼灭了。戴斗垣被打死了，我军俘虏敌人一千多人。打下文家市的那天晚上，我发起高烧来了，但那时年轻力壮，不在乎，休息了一天，没有吃药，就好了。
八月末，我们正式奉命第二次打长沙。第一次打长沙是一九三○年七月，彭德怀同志率领部队打进去的。那时湖南军阀正在南面混战，主力部队都到湘南去了，长沙守备薄弱，我军一个袭击，就攻下来了。这次qíng况同上次已截然不同，长沙守敌已达三十一个团，计十万人，并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外壕、铁丝网、电网等好几层障碍物。我们支队的作战任务是从南面的大托铺向长沙市进攻。那时部队还不会搞近迫作业，连jiāo通壕还不大会挖，更不会爆破，也没有炸药，挖工事的铁锹也不足。可以说，完全没有打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装备和技术。怎样打法呢？
为了破坏敌人的工事，我们利用黑夜，挺进到敌人的铁丝网前，挖起前沿工事，天一亮在前沿顶不住，只好撤下来，第二天天黑再突到前面去继续挖，但头一天挖的工事已被敌人破坏了，只得重挖。就这样地往返挖了好几天，仍然不能破坏敌人的重重防御工事。有的同志想起古代的火牛阵，把牛尾巴上绑上鞭pào，点响后，牛向前窜，部队跟着向前冲。结果敌人机枪一扫，没有被打倒的牛掉过头来，反而冲散了我们自己的部队。在围城期间，我军曾两次发动总攻，都失利了，部队伤亡很大。当时，我的心qíng既焦急又疑虑，我不禁想到以我军现有力量并不具备攻打大城市的条件，因此，对于“左”倾错误的口号产生了怀疑。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命令撤长沙之围，这个决定很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