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家乡一带闹土匪，那是“经济土匪”，有天晚上，土匪到了离我们村子三四里的地方，把我堂叔家只有几岁的儿子抢走了，后来带信说要给多少钱才可以赎回，留孩子一条命。
这一下可把我们全家吓坏了。很快，全家从我出生的枫木树脚村搬到了会同县城。我也因此离开私塾，先是进县里的“模范小学”，后来转入“高等小学”
（即现在的小学高年级）读书。小学的功课比私塾广得多，也有趣得多，国文、算术、绘画、体cao、唱歌、修身等课程，我都有兴趣，唱歌、笛子、dòng箫我都爱学，各门功课的成绩还过得去。可是，我在高小二年级读了二三年，一次次留级，就是升不上去。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是很简单的。父亲一心想把我培养成封建地主式的接班人，见我念了几年私塾，又读了几年洋学堂，觉得我有出息有本事了，就要我来管家、记账，认为不毕业也足以够用了，常常要我请假不到校，留在家里管这管那。不听课，不做作业，这怎么会不留级呢！
家庭帐并不复杂，但很繁琐。每天，收入多少钱，支出多少钱，给我多少钱，买菜买油买ròu用去多少钱，都必须分门别类一一记下来，详细入账，每个月都要把帐目送给父亲检查。我父亲粟嘉会，是个落第秀才。他为人忠厚老实，一天到晚关在家里，有时写写字，有的作作诗，整年不出门。他检查帐目很认真，可对市面的行qíng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偶尔也做假帐骗他，很容易骗过去。例如，有的时候，债期到了，欠债的佃户无力还债，或无力如数还清。我很同qíng他们，就在帐上做假，或只记不收，或多记少收，再用其他办法把帐、款弄平衡了，佃户还债的困难便圆满解决了。
父亲要我管家记帐，不让我读书，很使我心烦。父亲不让哥哥管家，嫂嫂大为不满，常常骂人，把无穷的埋怨都落到我头上来，也使我心烦。另外还有件事qíng也使我心烦，就是家里做主，硬是给我订下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一个富农的女儿，比我大二三岁，还是裹小脚的。我认为这是gān涉我的自由，坚决不gān。
封建的习俗，使正在成长的我，受到很大压抑。我深深感到，继续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环境里生活实在无法读好书，将来决不会有出息，于是就产生了离家到外面去念书的想法。
出走
有两件事直接促成了我的出走。
那时会同县城里驻扎着北洋军阀的一个连，连长姓卢，平时神气十足，县太爷都得听他的话，成了会同县城的太上皇。卢连长手下有个班长，姓周，是个中士，大家都管他叫周中土。周中士在城里还有公馆，他和他那个老婆都成了城里了不起的大人物。
那时，乡下人到城里做生意，摊子就摆在路旁店铺门口，什么柴糙啊，蔬菜啊，粮食、花生、香油、豆油的。卢连长那个部队出来，排成四路纵队，不顾街上人多路窄，总是旁若无人地横冲直撞，把做生意人的粮食挑子、蔬菜篮子、素油罐子随便踢翻，弄得粮食，蔬菜撒了满街，豆油、香油淌了一地。老百姓恨透了这个卢连长和这支横行霸道的队伍。我们学生看到当兵的这样欺侮百姓，都很生气。为了出这口气，我们放学和外出也照着样子排成几路纵队，手挽手地朝前走，有意识地去碰卢连长的那个四路纵队，去撞那些兵。久而久之，卢连长的兵就同学生结下了仇，而且越结越深。
有一次，城隍庙广场唱戏，这里看戏是没有座位的，大家都站在广场上。那天我们学生穿的都是蓝长袍子、青马褂子。卢连长的兵就站在我们前面。这已经使我们讨厌和窝火了，偏偏有个当兵的还大模大样地登上一张长凳，挡在大家前面。这样大家更气愤了。
“拉下来！拉下来！”学生们高声叫喊。
那个兵竟充耳不闻，还是站在凳上大模大样看他的戏。
学生们给惹怒了。那时我们一个个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可真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几个学生冲上前去，一齐动手，把那个兵从长凳上拉了下来。那个兵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举起长凳动手就打。双方在广场上jiāo手打了起来。
广场顿时秩序大乱。不知谁叫了一声：“土匪来了！”戴白边大沿帽的保安队慌慌张张朝天放了几枪。人们吓得四散乱跑。
赤手空拳的学生同士兵斗下去，显然是要吃亏的。于是，大家在混乱中乘机跑回学校，把校门紧紧关上。那个士兵所在的排觉得丢了面子，排长下令追赶我们，还要qiáng行闯进学校抓人，被姓卢的连长阻止住了。从此士兵和学生的仇恨结得更深了。那个排长扬言，以后见到我们学校的学生就要打，就要抓，就要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