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又发生了同huáng道同志联系的问题。临时省委成立后，我们很想再同闽北游击区的huáng道同志取得联系。大约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间，我正转战于浙闽边境，碰到了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就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huáng道同志，希望huáng道同志牵头，召集会议，商讨三个游击区今后的协同配合问题。在当时我们三个地区的负责人中，huáng道同志是党内有威望的老同志，我认为由他出面召集会议是最适合的。刘英同志也给huáng道同志写信联系过，但对于我给huáng道同志写信甚为不满，并引起了恐慌。
一九三六年三月，刘英同志写信给叶飞同志，说临时省委已于二月二日决定叶飞同志兼组织部长，闽东特委设副书记一人，再次要叶飞同志来省委。当时我是组织部长，这个决定无论在事前或事后我都不知道，直到前些时，才从一份材料中看到。说明刘英同志既想把叶飞同志调离闽东，又想撤掉我这个组织部长。
一九三六年秋（时间记不准），我正活动于闽浙边境之庆元县境，刘英同志以临时省委的名义给我送来一封信，要我乘与叶飞同志见面的机会，把叶飞同志押送省委，并派来一支武装监督执行。这个命令使我十分震惊，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总觉得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我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当时，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党内存在着混淆两类矛盾的做法，叶飞同志如被押送到省委实在是很危险的。幸喜在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同志乘机脱险。闽东同志随即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扣押叶飞同志导致了闽浙临时省委的解体（以后，浙南方面仍然沿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这个名义，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才改为“中共浙江省委”）。
当我到达临时省委后，刘英同志立即召开会议，提出了所谓“分裂省委”的问题。说叶飞、huáng道反对刘英，粟裕参与其事。对闽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声讨，对我进行斗争。因闽东同志已退出闽浙临时省委，我便成了主要斗争目标。当时对我也采取了敌斗争的手段，派了一个班把我监视起来，剥夺了我行动自由。
在这次会议上，把我率队转战于浙闽边境，给huáng道同志写信，以及叶飞同志的脱险，都说成是我参与所谓“分裂省委”的活动，还把我在前面叙述过的我们在浙西南问题上的分歧，说成是我“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甚至把我们进入浙江的第一阶段，为吸引和调动敌人而在浙闽边的游击活动，也说成“一开始就对进入浙江没有信心”，等等。
刘英同志对我发动的这场突然袭击，我事前毫无觉察。面对严重的敌qíng，我们既已失去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同闽东、闽北兄弟地区的关系又搞破裂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刚刚遭到严重摧残，现在内部又出现了危机，在这样极端严重的时刻，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分裂了。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思考，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着想，我被迫违心地作了“申明”。这场斗争才算结束。此后，我和刘英同志就分开活动了，刘英同志主要坚持于浙南地区，我则主要活动在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我们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行动，而且互相之间心存戒备，每当必须会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后来由于敌qíng严重，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开始双方失去了联系，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成功后才又会合。
浙南党内主要领导人之间的这些严重分歧，属于政策策略方面的，后来我在自己活动的范围内，从实际qíng况出发作了若gān调整，刘英同志在浙南地区事实上也作了一些调整。不过我们始终未能就浙南游击区的建设和发展作过实事求是的探讨。至于采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手段来对待党内矛盾，在浙南党内还延续了一定的时期，带来很不利的影响。而闽东、闽北、浙南三个兄弟游击区之间的团结，经过了这一段的波折，到抗日战争开始，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在新的基础上才得到解决。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刘英同志于一九四二年在坚持浙江工作期间被国民党逮捕，英勇牺牲。旧事重提，是想把历史事实jiāo代明白。当时我们都还年轻，又失去了中央和中央分局的领导，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对问题的处理上，留下不成熟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