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伤员更不好办。那时我们的卫生人员不多，药品很缺乏，有了重伤员，只能安置在群众家里。自从敌人搞移民并村以后，困难更大，不能抬着伤员行军打仗，寄到群众家里，又怕敌人搜查时连累群众，藏进山dòng也不安全，因为山dòng是敌人搜查的重点目标。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死人“借房子”，把棺材打开，把里面的尸骨搬出来，垫上gān糙，把伤员放进去，暂时隐蔽、养伤。至于负了轻伤，就坚持跟队。有一次，我伤了脚踝，没药敷，就用苦菜叶子贴起来走路，贴了两个月才好。总之，生活很艰苦。在那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帐，大地当chuáng，很少脱过衣服睡觉，经常和衣而卧，“枕戈待旦”。
在抗击刘建绪四十三个团的“围剿”中，贡献最大、牺牲最大的是浙南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中的一些优秀代表，把革命的希望、未来的理想，全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视死如归的气概，保卫着共产党，保卫着我们的gān部和军队。据当地同志介绍，苍南五凤乡半山村的共产党员、游击队长潘世雅和他的妻子——地下jiāo通、共产党员王玉英，在反“围剿”斗争中不幸被捕，潘世雅遭敌人枪杀，王玉英为保护党和红军的机密，乘敌人的警卫懈怠时，毅然用剪刀剪断自己的舌头，使敌人无法从她的口中获得任何材料。燕田一位游击队员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云和七溪，吊打、熏辣椒粉、上老虎凳，受尽了酷刑，始终坚qiáng不屈，直到被敌人枪杀，未吐露党和红军半点真qíng。我军从泰顺太平区根据地转移时，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huáng明星和他的妻子卢桂莲，动员群众，将几十个伤员分散隐蔽治疗。不久，他俩先后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bī他们jiāo出伤员。夫妻俩守口如瓶，没露半点真qíng。后来，这批伤员在群众的掩护下，全部养好了伤，安全归队。这些数不清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鞭策着我们这些幸存者，也教育着我们的后代：应该继承他们的业绩，无愧于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无名和有名的革命英雄。
在艰难而壮丽的革命征途中，正如大江奔流，难免泥沙俱下。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的队伍里出现了少数叛徒。他们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失，个别领导人的叛变所造成的损失是重大的，然而它没能阻挡伟大革命事业的前进。那些叛徒们的卑鄙行径，则永远为人所不齿！
刘建绪的“围剿”，虽然动用的总兵力比罗卓英的那次“围剿”要多，但是，我们反“围剿”的有利因素也有增加：第一，由于我游击区的范围已大为扩大，刘建绪的兵力与罗卓英集中于浙西南的兵力相比，相对说来没有那样密集了；第二，经过前一时期的工作，我们的社会基础更巩固、更广泛了，各大小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互相策应，加qiáng了我们抵抗敌人的力量；第三，全国形势的变化曾迫使刘建绪一度放松“围剿”的进程，这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此，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到的摧残十分严重，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gān部。浙南这个战略支点，坚如磐石
迎接抗日高cháo
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之中，我们的处境虽然极其艰苦，但北上抗日的意志仍很坚定，大家非常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及时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
由于我们早就失去了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的联系，所以我们每到一地，就千方百计搜集敌人的报纸，从字里行间了解qíng况，分析形势；并且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搞来上海等地的进步刊物，如邹韬奋办的《大众生活》，从中体会党的方针、政策。当我们知道了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布的《八一宣言》和一九三五年底提出的《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的jīng神后，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在游击战争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我们没有忽略过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都力求从我们自己所能理解的水平，表明政治态度。例如，当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我军时，已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了，我们当即发表宣言，表示积极支持。一九三六年六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当时我正带着挺进师主力转战于浙西南和浙东一带，刘英同志带领“突击队”在浙南开展秘密工作，尽管双方没有联系，但是都分别发表了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思想还是比较能够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