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决定一次只考虑一天的安排。梅甘开车送露比去那个郊区旅馆，由我付账，让她在那儿过夜，星期一早晨梅甘再把她接回，然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做什么。
与此同时，梅甘要承担劝说露比离开街头的任务。她的第一站是戒毒中心，第二站是妇女临时避难所，她要在那儿呆六个月，系统接受生活指导，技能培训和康复治疗。
“二十四小时只是一大步，”梅甘道，“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匆匆告辞了。她邀我回来共进午餐，就在她的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要讨论重要的事情。她的眼睛暴露了一切，在她火辣辣的目光逼视之下，我只得应允。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总是坐头等舱，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住四星级宾馆，吃在豪华餐馆，在乘车上更挑剔、更讲究，非林肯不坐。所有的出差费用都摊在客户头上。既然客户享受了世界上最好的法律服务，他们对这种要求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在去芝加哥的航班上，我选择了经济舱，临登机前才订好座，因此座位在令人不快的中间座位。靠窗的位子被一个膝盖有篮球那么大的魁梧的男人占了，靠中间过道的是一名十八九岁的浑身散发着气味的年轻人，一头漆黑的头发理成印第安人的发式，头上缀满了奇形怪状的黑色的皮革和闪亮的金属片。我缩着身子，闭着眼睛度过了两个小时，也不去想那些坐头等舱的不可一世的家伙们。以前我也享受过那样的待遇。
这次出行直接违反了我的保释协议——如果没得到大法官的允许，我不能离开华盛顿。但我和莫迪凯都认为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违反，只要我返回就不会有不良后果。
在欧海尔机场，我叫了一辆计程车。我让车驶向闹市区的一家廉价旅馆。
索菲亚没能找到帕尔马一家的新住址。如果我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分部找不到赫克托，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芝加哥分部拥有一百零六名律师，在规模上仅次于华盛顿和纽约。房地产部尤其庞大，总共有十八名律师，比华盛顿分部还多。我猜这就是把赫克托送到芝加哥的原因——容易安插。这里有足够的工作要做。我依稀记得在我工作后不久德雷克和斯威尼就兼并了芝加哥一家颇为兴旺的房地产公司。
星期一早晨七点刚过，我来到了“联合生命大厦”。天空灰蒙蒙、阴沉沉的，从密执安湖面上吹来了一阵刺骨的寒风。这是我第三次来芝加哥，前两次的天气也是如此阴冷。我要了咖啡和报纸，用报纸遮脸，我在一楼大厅的角落里找了一张桌子，那里是绝佳的观察点，自动扶梯可以把人送到二楼、三楼，在那里有许多部电梯再把人送到高层。
七点三十分，一楼大厅里挤满了忙碌的人们。八点钟，我喝完了第三杯咖啡，振作精神，随时期待着那个人的出现。自动扶梯上装满了上百名的经理、律师、秘书，所有的人都裹在厚厚的大衣中，外表极其相似。
八点二十分，赫克托-帕尔马从大厦的南边走进大厅，和其他的上班族一样行色匆匆。他用手梳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径直走向扶梯。我尽量装做不经意的样子，走向另一部扶梯，放慢自己上楼的脚步。我瞥见他拐过墙角，在等电梯。
绝对没错，是他，我决定不再心存侥幸。我的猜想没错，他是连夜从华盛顿转移到芝加哥的，在这里他易于监视，用更多的钱收买他，如果必要，再威胁威胁他。
我知道他办公的地点，也知道接下来的八到十个小时内他不会离开，在二楼大厅，湖面的美景一览无余，我给梅甘打了电话。露比又成功地度过一夜，现在她已挨过了四十八小时了，还要继续观察。我也给莫迪凯打了一个电话，向他报告了我的发现。
根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手册，芝加哥分部房地产部有三个合伙人。大厅中的大厦指南上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全都在第五十一层，我随意挑了一个：迪克-海勒。
九点钟，我乘电梯来到第五十一层，走下电梯看到了熟悉的场景——大理石铺地、金字招牌、胡桃木家具、嵌入式的灯具、精致的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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